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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中华史：汉武的帝国(出书版完结)
作者:易中天

编辑推荐
　　《汉武的帝国》
　　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
　　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。比方说，为什么在史前时代，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，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了呢？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，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，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，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呢？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，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？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，那么，大海在哪里，又是什么样？所有这些，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──三千七百年以来，我们的命运和选择。
　　审视“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”，找到“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”，明白“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”，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，找到中华的位置。这就是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的任务。
　　至于最后的结论，也许会有，也许没有。但即便没有，探寻和反思本身，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而且充满乐趣的事情，诸位难道没有兴趣吗？
　　★当今中国知名度最高、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易中天，颠覆传统史学著作的写作方法，以优美诗意的语言、独特创新的全球视角，将用五到六年时间，以每季度两卷的速度，写作36卷巨著《易中天中华史》。
　　★跟随36卷《易中天中华史》，我们将进行一场历史寻根之旅，体验夏的质朴、商的绚烂、周的儒雅、汉的强悍、唐的四海为家八方来朝，品味宋的纤细、元的空灵，直至明的世俗，清的官腔。由此解开诸多历史的疑惑：夏商周是王朝吗？先秦诸子都是谁？魏晋风度长什么样？盛唐之音你听见过吗？当旅程结束时，我们或将明白：什么是中华根、中华梦、中华魂。
　　★《易中天中华史》前七卷《祖先》《国家》《奠基者》《青春志》《从春秋到战国》《百家争鸣》《秦并天下》上市后备受读者欢迎，再度掀起“全民读史”风潮，在各大网店历史频道热卖榜上囊括前几名，已经成为本年度口碑第一的历史畅销书系列。
　　★第八卷《易中天中华史：汉武的帝国》，独尊儒术，驱逐匈奴，打通丝绸之路，汉武大帝在位54年，中国首度成为全球第一帝国。

内容推荐
　　《易中天中华史：汉武的帝国》
　　他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　　他礼遇知识分子，用法律震慑豪强，厌恶贵族，偏爱草根。
　　他定下的官吏制度沿用上千年，皇权达到巅峰。
　　他的军队攻无不克，匈奴人丢盔弃甲逃亡大漠。
　　他的政府制霸西域诸国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。
　　他最开放，也极霸道。
　　他说，犯我大汉者，虽远必诛。
　　他是汉武大帝，他的国首度成为全球第一帝国！

第一章 帝国之初
　　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：
　　你看那些功臣元勋，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，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？
　　少年天子
　　汉武帝刘彻继位那年，十六岁。
　　十六岁的男子即便在古代，也是未成年人。当时的法定婚龄是女十五，男二十。因此贵族男孩的成年礼，就在满二十那年举行，要束发，加冠，佩剑，取字，许婚，叫“冠礼”，也叫“婚冠礼”。
　　刘彻的冠礼却被提前。也许，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汉景帝已将不久于人世。事实上，刘彻加冠没过几天，景帝就驾鹤西去，刘彻成为西汉第五任皇帝。
　　这是一位少年天子。
　　但，未及弱冠便登大位，汉武并非第一人。最早的小天子是周成王姬诵，最早的小皇帝是汉惠帝刘盈。
　　刘盈身世可疑。
　　作为西汉第二任皇帝，刘盈并没留下多少事迹。从现有的资料看，他似乎是战乱中成长的苦孩子，从小就颠沛流离。甚至在兵败彭城的逃难途中，还几次三番被刘邦推下车去。靠着夏侯婴的营救，才捡回一条命来。
　　这一年，刘盈六岁。
　　不难想象，这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中，会留下怎样的阴影。好在兵败彭城两个月后，刘盈被立为太子。这当然因为他虽非长子（长子是庶出的齐王刘肥），却是嫡出，是刘邦正妻吕后的独生子。
　　可惜，刘邦似乎并不看好这唯一的嫡子，几次三番要废了刘盈，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。据说，刘邦的态度越来越坚定，连张良和叔孙通也不能力挽狂澜。
　　然而事情的变化，却极具戏剧性。
　　变化发生在刘邦去世那年。某次宴会上，太子刘盈前来侍奉父皇，身后却站着四位老人。他们个个八十岁以上，须发雪白，衣冠甚伟，让刘邦看得目瞪口呆。
　　于是四人上前，自报家门。
　　第一位，东园公。
　　第二位，里先生。
　　第三位，绮里季。
　　第四位，夏黄公。
　　这就是所谓的“商山四皓”了。他们是秦末以来就隐居深山、名满天下的世外高人，也是刘邦仰慕已久的。
　　刘邦问：朕求诸君多年不得，怎么跟了我儿？
　　商山四皓行礼说：陛下傲慢无礼，太子仁孝恭敬，所以天下士人无不愿为太子赴汤蹈火。
　　礼毕，四位老人飘然而去。
　　刘邦目送商山四皓离席，然后叫来戚夫人说：你都看见了吧？太子地位不可动摇，吕后才是你的真主子。
　　戚夫人哭。
　　刘邦却表示无能为力。他说：你为我楚舞，我为你楚歌吧！于是刘邦慷慨悲歌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歌毕，也离席而去，留下戚夫人泣不成声，哭倒在地。
　　从此，刘邦不再提出换太子。
　　这可真是新派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场面。那四位老人的名字，也很像小说中的武林高手。据说，他们是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，特地请来为太子刘盈撑腰的。因此，这事就像张良当年的奇遇黄石公，非常不靠谱。
　　但更不靠谱的，还在后面。
　　按照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的说法，刘盈继位是在汉高祖十二年五月，时年十七岁。七个月后，也就是汉惠帝元年的十二月，吕后就谋杀了赵王如意。
　　谋杀是处心积虑的，因为据说刘盈已经感觉弟弟不太安全。所以，如意从赵国来到长安时，刘盈便亲自到霸上迎接，接回宫后又同吃同住，像当年鸿门宴上项伯护着刘邦一样护卫着如意，吕后竟不能下手。
　　可惜百密难免一疏。某天早上，刘盈外出打猎，如意留在宫中。吕后闻讯，立即将如意毒杀。
　　故事讲到这里，破绽也就露了出来。
　　请问：如意为什么没跟刘盈一起去打猎？
　　解释是：赵王年少，不能早起。
　　很好！一个年纪小到“不能蚤（早）起”的孩子，刘邦凭什么说他“类我”（像自己）？所谓刘盈“不类”而“如意类我”因此就要换人，岂非胡扯？
　　没错，刘盈确实不像父母，既不像父亲心狠手辣，也不像母亲刚毅果断。他心慈手软，胆小怕事，很可能还有些多愁善感和自暴自弃。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人，当然不能放心。但，交给那位不能早起的，就可靠吗？
　　都靠不住。
　　刘邦的立储，已不能着眼于接班人自身。
　　那看什么？
　　看母亲。刘盈也好，如意也罢，继位之后恐怕都得靠太后撑腰，甚至靠太后临朝。
　　那么，戚夫人和吕后，哪个可靠？
　　吕后。
　　事实上，吕后不但是刘邦的结发妻子，更是他的亲密战友。刘邦的江山，其实是他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。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。甚至还有人说，吕后和她的家族是像推车子一样，把刘邦推上帝位的。
　　显然，吕后对刘邦的江山，会比戚夫人更加爱惜。
　　更何况，她也能干得多。
　　因此，作为男人，或者在床上，刘邦也许更喜欢戚夫人。但作为政治家，在朝廷，他绝对更相信吕后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功臣们也都投了吕后一票。
　　刘邦的功臣，武将方面，韩信、彭越、英布已死，樊哙则是吕后的妹夫。文臣方面，萧何在灭韩信时即已站在吕后一边，张良和叔孙通都支持刘盈，陈平后来也挺吕后。有人支持戚夫人母子吗？没有。
　　局势如此明朗，戚夫人有什么可争的呢？
　　的确，刘邦和吕后，更多的是政治关系，未必有多少爱情。刘邦南征北战时，吕后常常留守后方忙于政务，戚夫人则常年陪伴在刘邦身边。日久生情，爱屋及乌，刘邦许诺废嫡立爱，并非没有可能。只不过，这种许诺可能是一时兴起，也可能是哄美人开心，靠不住的。
　　政治家，都不会爱情至上。
　　所以，什么商山四皓，什么楚歌楚舞，都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，或者是当时的一场表演，串通好了演给戚夫人看的。而且那总导演，弄不好就是刘邦本人。
　　这并非没有可能。想当年，刘邦还没发迹时，吕后就制造舆论，说常常看见刘邦头顶上有云气，结果小混混们都跟了刘邦。这其实就是两口子串通一气演的双簧。
　　当然，这回也可能是张良总导演，吕后制片人。
　　不管怎么说，张良站在吕后一边，是可以肯定的。赵王如意和戚夫人为吕后所杀，大体上也能肯定。至少，没有证据证明非她所杀。吕后，可是连韩信都敢杀的。杀那手无寸铁的孤儿寡母，又算什么！
　　但，心狠手辣的吕后，也未必不会蒙冤。
　　黑锅与嫌疑
　　刘邦选择刘盈，其实是选择了吕后。
　　这一点，吕后和刘盈都清楚。因此，刘盈继位后，就把权力和政务都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但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，这样做显然并不合适，皇族也很没面子。因此史家必须给个说法，还必须由吕后来背黑锅。
　　于是，又一个故事被编了出来。
　　这故事说，吕后毒死赵王如意后，便把他的母亲戚夫人砍去手脚，挖掉眼睛，熏聋耳朵，弄哑喉咙，扔在猪圈里，号称“人彘”（人猪），然后让汉惠帝刘盈来看。
　　结果，惠帝放声大哭，一病不起。他说：这不是人干的事情！我作为太后的儿子，是没法治天下了。
　　据说，这就是惠帝不理朝政的原因。
　　但可惜，这实在离谱。
　　首先我们要问：吕后有必要这么做吗？没有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戚夫人和赵王如意，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威胁。过去不能，后来就更不能。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假想敌，就算要消灭，又犯得着下如此毒手吗？
　　泄愤也说不通。要知道，任何人受此酷刑，都不会再有感觉。戚夫人不痛，吕后何快之有？
　　更何况就算要泄愤，又何必要让惠帝来看呢？惠帝又不是戚夫人的同伙和同谋！难道吕后要威胁自己的独生子？难道她觉得惠帝受的刺激还不够？
　　汉惠帝因此而醉生梦死，就更是胡说。恰恰相反，他曾经是很想有所作为的。一天到晚吃喝玩乐，完全不理朝政的人也有，但不是汉惠帝，而是曹参。
　　曹参接替去世的萧何担任大汉相国，是在汉惠帝二年的七月。这时，距离所谓“人彘”事件已经一年半，照理说汉惠帝早就该泡在酒坛子里了。然而他对曹参的消极怠工却是十分不满，也非常着急。
　　不过惠帝毕竟是惠帝。他并不敢也不忍当面指责先帝的功臣，而是私下里对曹参的儿子说：令尊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朕呀？整天灯红酒绿，怎么能心忧天下呢？
　　于是曹参向惠帝请罪。
　　曹参说：请问陛下与高皇帝，谁更圣明英武？
　　惠帝说：朕岂敢望先帝之项背。
　　曹参又说：陛下认为臣与萧何，谁更贤明有才？
　　惠帝又说：先生似乎不如萧相国。
　　曹参说：这就对了！高皇帝和萧相国，早就平定了天下，确立了法规，没什么可忧虑的呀！现在，陛下只需垂衣拱手，臣等也只需谨守职责，不就天下太平了吗？
　　惠帝这才恍然大悟。
　　没错，自己比不上高皇帝，曹参也比不上萧相国，瞎忙活什么呢？还是不折腾为好。
　　从此，汉帝国按部就班，萧规曹随。
　　很清楚，惠帝的不理朝政，其实是无为而治。这既是受曹参启发，也是当时帝国的政治需要和大势所趋，跟戚夫人或者吕后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　　但，这不等于吕后没有别的嫌疑。
　　可疑之处在惠帝刘盈的成年礼。刘盈是十七岁那年继位的，但拖到继位后第四年才加冠。这时，少年天子已经二十一岁，是不是也太晚了一点？
　　当然是。
　　那么，惠帝的冠礼，为什么会这么晚？
　　为了等张皇后成年。
　　张皇后是在汉惠帝举行成年礼的五个月前，嫁给惠帝并立为皇后的。先婚后冠，可见这婚姻的重要。看来，汉惠帝的皇后，只能是这位张姑娘。张姑娘不成年，汉惠帝就不能正式成婚，也不能举行冠礼。
　　那么，张皇后又是何许人也？
　　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。
　　难怪汉惠帝只能耐心等待，因为鲁元公主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，嫁给张敖是在汉五年。可见汉惠帝的这位张皇后，封后时顶多十岁。算作成年，已很勉强。
　　这当然是吕太后的一手包办。实际上，她是把自己未成年的亲外孙女，嫁给了自己刚成年的亲儿子。尽管谁都知道，政治人物的婚姻几乎无不具有政治性，但汉惠帝的这桩婚姻，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。
　　然而吕太后宁肯死扛硬拖着，也要等到自己的外孙女勉强可以封后，才给惠帝加冠，尽管那少年天子早就有了性能力，也早就跟宫女们生了一堆儿子。
　　问题是，吕后为什么要这样谋划呢？
　　因为恐惧。
　　恐惧是可以想象的。据说，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：你看那些功臣元勋，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，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？
　　这话并非没有道理。
　　事实上，刘邦成为天子，跟周武称王、始皇称帝大不相同。周王和秦皇，原本就是贵族，就是君主，跟僚佐的关系也早就是君臣。其地位，当然无人觊觎。
　　刘邦则不同。他和功臣元勋，当年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（诸将与帝为编户民），大家平起平坐。现在，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，我就该俯首称臣？再说了，既然一介平民也能当皇帝，为什么你当得，我当不得？
　　有这资质和能力的，不止刘邦一个吧？
　　资质和能力超过刘盈的，就更不止一个吧？
　　难怪吕后的精神会高度紧张。是啊，赤手空拳，孤儿寡母，怎么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权臣们？
　　孤立无援就得拉帮结派，靠得住的是自家人。
　　因此，汉惠帝驾崩后，更加势单力薄的吕太后便封王封侯。受封的既有刘家人，也有吕家人。刘氏四王：淮阳王刘（强），常山王刘不疑，济川王刘太，琅琊王刘泽。吕氏三王：梁王吕产，赵王吕禄，燕王吕通（梁王原本是吕王，吕王最早是吕台，后为吕嘉，再后为吕产）。
　　表面上看，吕后是公平的。她先封刘，后封吕；刘家王多，吕家的少。然而刘氏四王，都是小国。而且，淮阳王刘去世，就改封刘武；常山王刘不疑去世，就改封刘山（更名为刘义），后来又改封刘朝。这四国前后七王，都是惠帝与宫女所生，也都是小孩子。成年人只有琅琊王刘泽（吕后侄女婿），却是吕后党羽。
　　吕氏三王却都是大国，三大国的国王也原本都是刘邦的儿子，但都被吕后害死。最先被害的是赵王如意。如意死后，赵王换成刘邦的六子淮南王刘友，结果被吕后软禁饿死。刘友死后，赵王又换成刘邦的五子梁王刘恢，结果被吕后活活气死。所以后来讨吕的檄文，便说吕氏“比（接连）杀三赵王”。至于燕王，原本是刘邦的八子刘建。刘建倒是自己死的，但他的儿子却被吕后杀掉。于是，赵、梁、燕三国都落入吕家手中。
　　大国夺过来给自家人，小国封给儿童们装样子。吕后之心，已是昭然若揭。
　　那么，她安全了吗？
　　没有。恰恰相反，一起惊天血案很快在京城掀起，吕氏家族也因此身败名裂。
　　喋血京师
　　吕后刚刚去世，血案就发生了。
　　对此，吕后早有预感。临终前，她叫来梁王吕产和赵王吕禄，告诫他们控制军队，守卫皇宫，以防兵变。
　　这是先见之明，也可行。
　　的确，吕产和吕禄应该是靠得住的。吕产之父，是吕后的大哥吕泽；吕禄之父，是吕后的二哥吕释之。何况二吕虽然封王，却不在王国，而在京师，吕产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俩手中有兵权。
　　兵权是张良的儿子帮他们要来的。
　　张良的儿子叫张辟。惠帝去世时，他特地去见左丞相陈平，问了一个问题：皇上是太后的独生子。皇上驾崩，太后却哭不出来，大人知道为什么吗？
　　陈平问：为什么？
　　张辟说：当然是不放心各位了。
　　于是陈平接受张辟的建议，让吕家统率南北军。南北军是京师的近卫军，其中南军守宫城，北军守京城。吕后驾崩时，吕禄掌北军，吕产掌南军。
　　有政权，有兵权，有防备，应该万无一失。
　　可惜事与愿违。
　　而且谁都想不到，第一个跳出来的竟是刘章。
　　刘章是吕禄的女婿，在吕后首批封侯时，被封为朱虚侯。他的弟弟刘兴居，也在吕产封王时封为东牟侯。在吕后看来，这哥俩应该算作自己人。
　　那么，刘章为什么要坏吕后的事？
　　因为刘章还是前任齐王刘肥的儿子，现任齐王刘襄的弟弟。刘肥是差一点被吕后杀掉的，靠献出城阳郡才保住性命。刘襄任上，吕后又先后割走了济南郡和琅琊郡，分别封给侄儿吕台和侄女婿刘泽。
　　齐国被抢走了三个郡，齐王当然不爽。
　　父兄不爽，刘章也不爽。何况他也不看好吕家。在他看来，刘吕两族难免一战，而吕氏必败无疑。跟着吕家人混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刘章想拥立刘襄为帝。
　　这并非没有可能。
　　事实上，刘肥是刘邦长子，刘襄是刘邦长孙。刘肥没能当上皇帝，是因为庶出。但，嫡出的刘盈已死。现任少帝刘弘（原名刘义）名为刘盈之子，其实来历不明，或可以说成来历不明。刘襄为帝，名正言顺。
　　于是刘章派人联络刘襄，鼓动他出兵讨吕，自己和弟弟刘兴居在京师为内应。齐王刘襄也毫不含糊，立即树起义旗传檄天下，亮出的口号是“入诛不当为王者”。
　　相国吕产闻讯，派出灌婴将兵反击。
　　灌婴也是沛公时代就从军的“老革命”，刘邦称帝之后封为颍阴侯。然而灌婴军至荥阳，却与齐王达成密谋：各自按兵不动，静观京师之变。一旦诸吕谋乱，共诛之。
　　外有刘襄，内有刘章，吕后所立小皇帝刘弘，所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、济川王刘太，都未成年。吕产和吕禄方寸大乱，竟不知何去何从。
　　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却决定动手。
　　陈平和周勃的第一步棋，是派出了一位说客。说客名叫郦寄，是郦食其的侄子，吕禄的好朋友。郦寄对吕禄说：
　　高皇帝和吕太后共定天下，刘氏九王，吕氏三王，大家都认可。但如果不去封国，拥兵京师，就会遭人猜疑。为什么不交出兵权，高枕无忧做国王呢？
　　吕禄认为有道理，便跟郦寄一起去打猎。
　　周勃立即行动。他先是假传圣旨骗开营门，然后又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，轻而易举就夺得北军兵权。
　　接下来，要解决南军。
　　南军的兵权掌握在吕产手中。这时，吕产已经得知灌婴与刘襄的密谋，跑进了未央宫。陈平闻讯，立即派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。结果，吕产被拦在殿门外，最后被刘章杀死在厕所里。长乐宫卫尉吕更始，也被刘章杀死。
　　吕产一死，周勃便放手大清洗。他下令全城搜捕吕氏家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于是，继梁王吕产、赘其侯吕更始之后，赵王吕禄、燕王吕通、临光侯吕（读如须，吕后妹，樊哙妻），也先后被捕被杀。
　　这可真是惊天血案。
　　但，此案可疑。
　　按照后世的说法，此案的起因是诸吕擅权，图谋不轨，危害刘氏。然而这种说法却只有罪名，没有罪证。反倒是诸吕一死，刘家就有人跟着倒霉。大臣会议宣布：小皇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，应该废掉，另立天子。
　　这并不奇怪。刘弘，是吕后所立嘛！
　　只不过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被另立者并非踌躇满志的齐王刘襄，而是鲜为人知、一贯低调的代王刘恒。
　　说来这也是刘襄自作自受。
　　刘襄发难后，第一步就是夺琅琊王刘泽之兵。他派人去见刘泽，谎称自己年轻不懂事，愿以齐军相归属。刘泽上当受骗，跑到临淄接兵，却被刘襄扣押。
　　于是刘泽对刘襄说：大王是高帝长孙，臣泽在刘家年纪最大。现在大臣们犹豫，不知立谁为好，最后恐怕还得听泽的，为什么不让泽去游说群臣呢？
　　刘襄觉得有理，立即派车送刘泽回京。
　　然而刘泽说这话，不过是为了脱身，哪里会帮刘襄谋求帝位？相反，在讨论另立天子的会议上，第一个跳出来投反对票的就是刘泽。刘泽说，齐王的丈母娘家就像戴帽子的老虎。立齐王，不等于再立吕产和吕禄吗？
　　群臣均以为是。
　　现在，轮到刘襄有苦难言了。齐国虽兵强马壮，但真要西进长安，仍力不能及，也只好偃旗息鼓。此公以欺诈手段兼并他人实力，又因急于上位而被出卖，恐怕只能自己咽下苦果。连带刘章，也成了为人作嫁。
　　刘章和他弟弟刘兴居，后来倒是得到了酬劳。第二年，新皇帝刘恒封刘章为城阳王，兴居为济北王。城阳郡原本就是齐王刘肥割让给鲁元公主的，济北郡更是齐地，刘襄一点便宜没占着，刘恒也一点没亏损。
　　刘章被封，功在打前站；兴居受赏，功在断后路。大臣会议做出立刘恒为帝的决定后，刘兴居说：灭诸吕我没功劳，请让我去皇宫打扫卫生。于是与汝阳侯夏侯婴一起将小皇帝刘弘驱逐，然后迎刘恒进宫。
　　当晚，小皇帝刘弘和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、济川王刘太都被杀死。刘弘死在少府，三王死在王府。实施谋杀的，据说是帝国的有关部门（有司）。
　　吕家人死光了。皇宫和京城里的刘盈一族，现在也死光了。请问这是安刘吗？请问这是平叛吗？
　　不，是政变。
　　政变是需要理由的，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。对于陈平和周勃，就更是如此。
　　弥天大谎
　　陈平和周勃，都曾挺吕。
　　汉惠帝去世后第二年，吕后就动议要封诸吕为王。这并不奇怪，也未必不妥。看看下一页的地图就知道，当时的中央政府十分脆弱。诸侯们的王国占据了汉帝国的大半壁江山，直属中央的郡县十分有限。
　　所以，汉初的形势，跟当年的秦与六国无异。这才逼得刘邦不讲信义也不要脸面，痛下毒手灭掉或废掉燕王臧荼、韩王信、赵王张敖、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，只留下无伤大雅的长沙王吴芮父子装门面。
　　废掉的异姓诸侯六国，封给或分给了刘家人。他们是：
　　刘邦长子齐王刘肥，三子赵王如意，四子代王刘恒，五子梁王刘恢，六子淮阳王刘友，七子淮南王刘长，八子燕王
　　刘建，堂兄荆王刘贾，四弟楚王刘交，侄儿吴王刘濞（读如譬）。至此，天下才基本上姓了刘。
　　引自田昌五、安作璋主编《秦汉史》第103页。
　　但，异姓王靠不住，同姓就靠得住吗？
　　也靠不住。
　　这一点，刘邦其实心里有数。汉高祖十一年，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时，就曾摸着他的背半开玩笑说：阿濞呀阿濞，你他妈的以后可别造反啊！
　　刘濞顿首：臣不敢！
　　不敢？后来七国之乱，领头的就是刘濞。
　　实际上，汉初同姓诸侯王不反，是因为有刘邦、吕后和惠帝。惠帝虽然懦弱，却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，又是嫡子，还有吕后撑腰、群臣护卫，当然坐得稳江山。
　　惠帝之后的小皇帝，就不好说了。小皇帝有两个，第一个叫刘恭，第二个叫刘弘。刘恭后来被吕后杀死，史称前少帝。之后是刘弘，为后少帝。两人都号称惠帝与宫女所生，其实可能是吕后胡乱立的，哪里镇得住？
　　吕后别无选择，只能临朝称制。
　　这时，萧何、曹参、张良、樊哙一班功臣元老，都已相继去世。朝中重臣，是右丞相王陵、左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。吕后要封诸吕为王，必须跟他们三人商量。
　　结果，王陵反对，陈平和周勃赞成。
　　赞成并不奇怪，也无不妥。因为当时的中央，不是少帝而是吕后。吕后安全，中央才安全。中央安全，帝国才安
　　全。吕后效法刘邦封同姓为王，其实是要维稳。
　　因此，陈平和周勃是对的，王陵反倒是不对的。
　　麻烦在于，后来政变了。主导和牵头的，则正是陈平和周勃。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，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却又互相矛盾，该怎么自圆其说呢？
　　这就要讲故事。
　　第一个故事说，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：从今往后，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，天下共击之。
　　这就叫“白马之盟”。
　　显然，此盟如果属实，吕后就是背约。齐王刘襄起兵，周勃和陈平起事，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件大事。
　　然而如此大事，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。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？什么地方？参加的都有谁？有没有盟书？如果有，存放在哪里？一概不知。
　　更奇怪的是，《史记》的《高祖本纪》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，后来齐王刘襄的“讨吕檄文”也只字不提，只有《吕太后本纪》提到此事，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。
　　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。他提到白马之盟，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。后来，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。她对吕产和吕禄说，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。如今我们吕氏封
　　王，大臣不平，你们要小心！
　　这么说，白马之盟，吕后是知情的。
　　同样，陈平和周勃，也应该是知情的。
　　所以退朝之后，王陵就指责两人：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，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？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，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？
　　陈平和周勃却回答：今日当廷力争，我等确实不如大人。将来保全社稷，安定刘氏，大人恐不如我等。
　　言外之意也很清楚：我们是“曲线救国”。
　　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。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，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。问题是，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？心有灵犀吗？
　　不，是因为陆贾。
　　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。天下在马上得，不能在马上治，就是他的名言。据说，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，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。
　　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。
　　陆贾说：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？
　　陈平说：你猜。
　　陆贾说：诸吕吧？
　　陈平说：是。为之奈何？
　　陆贾说：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，则无往而不胜。
　　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。
　　故事很精彩，可惜穿帮了。陆贾为陈平出主意，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。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，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？
　　所以，还得再编故事。
　　这故事说，刘邦临终前，吕后曾经请示他：陛下百年之后，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，请问谁可以接替？
　　刘邦说：曹参。
　　吕后又问：曹参之后呢？
　　刘邦说：王陵。不过，王陵年轻，为人憨直，所以得让陈平协助。陈平多智，却难以独任，这就要靠周勃。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，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。
　　吕后又问：他们之后呢？
　　刘邦说：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。
　　请注意，这里的原文不是“此后亦非我所知也”，而是“此后亦非而（你）所知也”。呵呵，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，因为王陵、陈平、周勃之后，吕家会完蛋。
　　好一个神机妙算的“临终嘱咐”！
　　看来，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，平叛的
　　一定是周勃，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。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，则一定是王陵。
　　吕后也很听话。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，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周勃为太尉，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，安排了掘墓人。
　　精彩吗？精彩。
　　靠谱吗？不靠谱。
　　事实上，这故事如果属实，就等于说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。不可笑吗？
　　很清楚，什么临终嘱咐，什么曲线救国，什么陆贾之谋，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。而且那着作权，很可能属于陈平。
　　当然，也可能是集体创作。
　　众口一词，司马迁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照录。
　　不过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，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，等待后人去发现，去破译。看不出这一点，只能怪自己笨。同样，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，也大错特错。
　　政变事出有因
　　现在看，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。
　　血染京师以后，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然而遍查史书，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。所谓“诸吕用事擅权，欲为乱”云云，恐怕是不实之词。至少，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。
　　其实想想就知道，吕禄如果真有野心，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，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？吕产如果图谋不轨，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，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？很简单，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。
　　没有政治野心，就不会有思想准备、组织系统、心腹爪牙。所以事到临头，吕家竟全无主张；齐王起兵，也只能派出灌婴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前徒倒戈。
　　吕产和吕禄，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
　　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，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。曹参的儿子、御史大夫平阳侯曹（读如烛）为他们通风报信，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，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，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。周勃进入北军，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（露出右胸或右臂），效忠刘氏的左袒，结果全军皆左。
　　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。
　　原因在营垒的变化。
　　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，可以说有三股力量：刘邦吕后一股，异姓诸侯一股，功臣列侯一股。刘邦系和诸侯系，构成两大阵营，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。所以，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，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。
　　这时，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。支持吕后，就是支持刘邦。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，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　　但惠帝以后，情况就变了。
　　惠帝之前，诸侯系已不复存在；惠帝之后，刘邦系也不复存在。依然存在的，只有功臣和吕后。吕后以前姓刘，现在姓吕；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，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。
　　这股新势力，就叫外戚。
　　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，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，吕家也资本雄厚。刘邦起兵沛县，吕氏举家跟随；兵败彭城，又多亏吕泽接应。吕后妹夫樊哙，更是鞍前马后、出生入死。吕氏家族，功勋卓着。
　　当然，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。吕后不是花瓶，而是实力派。除被俘期间外，每次刘邦出征，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。刘邦去世后，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。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，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。
　　这时能与之抗衡的，只有宗室。
　　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，比如齐王刘襄，代王刘恒，淮南王刘长，吴王刘濞。但宗室虽然姓刘，却代表地方；吕后虽然姓吕，却代表中央。功臣系该选谁？
　　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。
　　中央集权是大方向，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。但，吕后去世，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？
　　不能。
　　这，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吕后驾崩，平衡就被打破。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。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，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，虽非共谋，亦非偶然。
　　宗室和功臣的矛头，一致指向了外戚。
　　而且心照不宣，不约而同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积怨也爆发了。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。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，甚至不惜兔死狗烹。史家说汉初“所诛大臣多吕后力”，应该说基本属实。她先杀赵王如意，再杀淮阳王刘友，三杀梁王刘恢，更是事实。
　　功臣也得罪了，宗室也得罪了，岂非自绝于天下？
　　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，而在失人。
　　同样，齐王刘襄算盘落空，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，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，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。当然，太弱也不好。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，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，将来的君臣共治。
　　何况高祖所封十王，已死者六，失国者五，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，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。
　　父死子继，国赖长君，刘恒成为不二人选。
　　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。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，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，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。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。他们被吕后放过，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。
　　哈，吕后只知道防小三，没想到还要防小四。
　　大臣们也没想到，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。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，死后谥为文，号太宗。
　　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，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。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“四大天王”：始皇帝嬴政，高皇帝刘邦，文皇帝刘恒，武皇帝刘彻。
　　汉文帝，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？
　　原因很多。但最为后世称赞的，是仁。比方说，生活俭朴，让利于民，宽以待人，等等。他在元年十二月，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。二年五月，废诽谤妖言罪。十三年五月，又废除刺青、削鼻、断足三种肉刑。
　　所以，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。
　　其实，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。比如功臣周勃，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，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。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，确实要算仁。
　　对待宗室也如此。
　　被吕后割走的城阳、济南、琅琊三郡，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。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，则改封燕王。刘友被吕后害死，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。
　　这可真是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。
　　可惜好景不长。第二年三月，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，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。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，更将齐国分成齐、济北、济南、川、胶西、胶东、城阳七个王国，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。
　　赵国也被一分为二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，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。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，变成淮南、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。
　　就这样，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。此后随着陈平、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，功臣系也不复存在。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（外戚、功臣和宗室）先后退潮，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。
　　文帝，岂能不谓之文？
　　汉文帝的温柔一刀，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。贾谊认为，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，是外有匈奴，内有诸侯。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，却不等于不会谋反。最好的办法，是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。也就是说，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，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。国小力弱，就成不了气候。
　　26不难想象，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，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。后来的汉武帝，就是这样做的。
　　可惜这一方针，最后却被破坏。
　　于是，灾祸再起萧墙。
　　七国之乱
　　破坏文帝方针的，叫晁错。
　　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。文帝驾崩，刘启继位，是为景帝。景帝视晁错为智囊，言听计从。晁错也蠢蠢欲动，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。
　　他出的主意，是削藩。
　　藩就是藩王，也就是诸侯。削藩，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。这并没有错，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。但文帝分齐为七，分赵为二，分淮南为三，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。晁错却不同，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。
　　软刀子割肉不疼。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，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，诸侯没有意见，有意见也没有话说。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，诸侯岂肯拱手？
　　逼急了，没准会造反。
　　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他说，削藩是迟早的事，造反也是迟早的事。削，他们会反；不削，他们也反。早削早反，后患小；晚削晚反，后患大。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，想削都削不了啦！
　　景帝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、赵国常山郡、胶西国六县、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。
　　令下，七国反。
　　造反的诸侯，有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王刘贤、胶西王刘（读如昂）、胶东王刘雄渠、济南王刘辟光，所以叫七国之乱，也叫吴楚之乱。
　　打出的旗号是：入诛汉之贼臣晁错。
　　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。他照会各国声称：敝国虽小，也有三千里；我军虽弱，也有五十万；寡人虽贫，也节衣缩食三十年。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，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，尽管用钱，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。
　　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。他说，寡人今年六十二，亲自将兵；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，也身先士卒。所以，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，都要出征。
　　结果，刘濞兵力猛增。
　　如此架势，汉景帝始料未及，方寸大乱。
　　晁错也慌了手脚。实际上，此人是个书呆子，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，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，自己留守京城。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，危险留给皇上，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。难怪群情激奋，皆曰可杀。
　　汉景帝心里，恐怕也咯噔一下。
　　晁错却毫无知觉，又想公报私仇，利用御史大夫（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）职权，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，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，肯定是接受了贿赂。只不过，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。
　　袁盎却得到了消息，紧急求见景帝。
　　景帝问袁盎：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，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。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？
　　袁盎说：不足为虑。
　　景帝大吃一惊：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，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？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？
　　袁盎说：吴王和楚王作乱，是被晁错逼的。如今只要杀了晁错，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，恢复他们被削之地，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。
　　景帝沉默良久，然后说：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，就不顾天下万民的。
　　十多天后，晁错被杀。
　　那么，刘濞他们退兵了吗？
　　也没有。
　　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。
　　和谈不成，就只能武力解决。
　　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，最后以七国兵败、诸王皆死而告终。他们或者被杀，或者自杀，一个个身首异处。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。想得到，他就不会杀晁错。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。想得到，他就不会那么猖狂。
　　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，也不美妙。
　　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。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，汉文帝时为将。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，先是进不了营门，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。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，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，拱手行军礼。
　　汉文帝感叹说，这才是真将军呢！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：将来国家有难，亚夫堪当重任。
　　周亚夫也不负厚望，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，平定了七国之乱。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，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。等到叛军筋疲力尽、弹尽粮绝，转而与亚夫作战时，已是不堪一击。
　　梁王也乘势痛击，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。
　　显然，没有梁王，汉帝国不可能胜利。
　　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，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，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。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，梁王变得跋扈。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，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。
　　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，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。他死后，梁国被分裂，变成梁、济川、济东、山阳、济阴五个小王国。
　　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，周亚夫被诬下狱。
　　司法官问：君侯为什么要谋反？
　　周亚夫答：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？
　　司法官说：就算现在没反，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。
　　周亚夫百口莫辩，只好去死。
　　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。汉景帝下此毒手，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。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：这样的人，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！
　　周亚夫死后一年多，景帝驾崩，武帝继位。这时，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，单等他大显身手。

第二章 独尊儒术
　　公孙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学，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，吃得开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业务。
　　可疑的独尊
　　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：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　　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。从此，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，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。帝国作为一种制度，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　　当然，秦制和秦政，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。
　　这并不容易，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。比如刘邦，是只要一看见儒生，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。武帝尊儒，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？
　　更麻烦的是窦太后。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，武帝的祖母。老太太喜欢的，据说是黄帝和老子，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“不得不读老子书，尊其术”。2结果，闹出风波来了。
　　有一天，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，要他给自己讲解《老子》。辕固却撇撇嘴说：那是家奴的书。
　　窦太后勃然大怒，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。景帝无奈，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，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。
　　太皇太后意见如此，尊儒岂不可疑？
　　当然。
　　事实上，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，更非纯儒。他迷信巫术，重用酷吏，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。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，大臣汲黯（读如急暗）就当面直言：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，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？
　　同样，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。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，是既贵黄老，又重刑名。刑就是刑律，名就是名教。刑律是法家要的，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。所谓“黄老刑名”，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，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，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，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。
　　可见，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。窦太后他们要的，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，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。否则，封建制倒是对的，郡县制反倒不对了。
　　这当然绝无可能。
　　可能的是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
　　休息是必需的。七年楚汉战争之后，举国上下满目疮痍。城池毁灭，良田荒芜，人口锐减，民不聊生，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。当时，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，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，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。
　　于是，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，都厉行节俭，力求清静。
　　因此到武帝继位，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。田野里牛马成群，老百姓也人给家足，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，都觉得丢人现眼了。
　　这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？
　　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，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，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，尤其是拥兵自重、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，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，更流窜于各王国，摇唇鼓舌，兴风作浪。
　　对此，帝国岂能容忍！
　　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，是“治申（申不害）、商（商鞅）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”者。前三个是法家，后两个是纵横家。
　　显然，罢黜百家，并非罢黜道家。其实就连法家，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。只不过，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，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。
　　看来，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。实际上武帝他们
　　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，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。真正要消灭的，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。
　　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。何况她喜欢清静，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？
　　那么，独尊儒术，是真的吗？
　　是。不过，是独尊，不是独存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，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，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，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。
　　问题是，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？
　　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，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。而且，始皇的焚书，武帝的尊儒，动机和说法都一样：天下大乱，皆因思想自由，言论不一。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，又岂能再众说纷纭？
　　一统天下，就不能百家争鸣。
　　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。只不过，秦始皇选错了对象（推崇法家），找错了帮手（以吏为师），用错了手段（焚书坑儒），汉武帝却对了路。
　　儒学，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？
　　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。这倒是跟法家一样。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，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（法家称之为势、术、法）。所以，法家之道为霸道，
　　法家之政为苛政，法家之制为专制，法家之治为刑治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秦帝国二世而亡。
　　儒家则不同，道为王道，政为仁政，制为礼制，治为德治。也就是说，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，也有人情味。这样的统治，人民能够接受。人民能接受，政权就稳固。君主和人民都满意，就双赢。
　　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，这就是小农经济、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。而且，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，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。
　　这就是三纲五常。
　　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，也许只能从长计议（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）。问题在于，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。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，可是主张封建制的，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。那么，汉帝国之所独尊，还可能是儒学吗？
　　新儒生
　　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，是新儒学。
　　新儒学的代表人物，是董仲舒。
　　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，才进入皇帝视野的。正是在这次对策中，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，明确建议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”。
　　这，就是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　　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，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。
　　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，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。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，在《史记》中与他人合为一传。到班固的时代，董仲舒才脱颖而出，被推为儒首。他的“天人三策”也才载入史册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。
　　这说明什么呢？
　　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，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。事实上，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其深远影响，也要到后世才显现。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，不是新儒学，而是新儒家，或新儒生。
　　新儒生的代表人物，是叔孙通和公孙弘。
　　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，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。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，不坑儒（所坑为术士）。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，也不是毁灭，而是垄断。所以，陈胜吴广起义后，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，是一群儒生。
　　儒生都是书呆子。他们的对策，是出兵镇压。
　　二世闻言，脸都绿了。
　　叔孙通赶紧上前说：天下一统，四海一家，明主在上，法令在下，哪有什么人造反？小偷小摸罢了。
　　秦二世龙颜大悦。
　　退朝后，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，阿谀奉承。叔孙通却回答：不说假话，还有命吗？
　　于是，叔孙通投奔项梁，后来又跟了刘邦。
　　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。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，换成楚人的短衣。向刘邦推荐的人才，也尽是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。总之，叔孙通在汉王刘邦
　　军中的表现，完全不像一个儒家。
　　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，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。汉高祖七年十月，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。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，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，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（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）。
　　刘邦重赏叔孙通。
　　叔孙通却说：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，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，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。
　　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。
　　前面说过，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，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。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，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（太牢）祭祀了孔子。
　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，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。
　　那么，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？
　　因为他是新儒生。他很清楚，时代变了，儒学也得与时俱进。过去为邦国服务，现在为帝国服务。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，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。贵族是熟悉礼仪的。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，却并不容易。
　　所以，他必须等待。
　　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，这两条叔孙通都有。他很清楚，
　　儒家那一套，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。他也清楚，中央集权后，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，反倒更有用。
　　只不过，必须投其所好，灵活变通。
　　所以，当刘邦南征北战时，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。同样，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，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。后来排练，刘邦也认为不难。其实哪里不难，不过删繁就简，做了调整而已。
　　结果是皆大欢喜。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，也都改变态度，称他为“知当世之要务”的真圣人。
　　圣不圣，不好说。不迂不腐，是真的。
　　公孙弘也一样。
　　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，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，堪称老奸巨猾。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。因此，每次金殿对策，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，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，汉武帝很受用。
　　公孙弘还有一招：遇到难办的事，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，自己跟进。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，公孙弘就马上改口。次数多了，汲黯忍无可忍，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，斥责他不忠。
　　公孙弘却答：了解臣的认为忠，不了解的认为不忠。
　　汉武帝笑。
　　另一次，汲黯又揭发说：公孙弘位在三公，俸禄甚多，却用土布做被子，这是狡诈。
　　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。
　　公孙弘答：汲黯所言属实。臣官居御史大夫（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），却用土布做被子，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。陛下明察，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，莫过于汲黯。今日汲黯当廷责臣，正中臣的要害。臣认账。更何况，如果没有汲黯，陛下哪里知道这些？
　　结果，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。
　　元朔五年十一月，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，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。西汉的惯例，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，叫封侯拜相。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，即拜相封侯。更重要的是，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。从公孙弘开始，先拜相后封侯的，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。
　　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。
　　仕途即前途
　　的确，董仲舒和公孙弘，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。董仲舒是理论家，他回答了“为什么要独尊儒术”；公孙弘是行动派，他解决了“怎样才能儒术独尊”。
　　怎样才能呢？
　　垄断仕途。
　　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。我们知道，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：邦国是贵族政治，帝国是官僚政治。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，都由官员代理皇权。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，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。
　　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，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。所谓“非封侯不得拜相”，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。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，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？
　　问题是，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。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，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。因此，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，只不过得慢慢来。
　　公孙弘的办法，是先抓教育。
　　元朔五年六月，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，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。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，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。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，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，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。
　　此时，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，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。五经就是儒家经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。为五经博士设弟子，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，为儒家培养接班人。
　　公孙弘老谋深算。
　　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，也是太学的教官。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。他们入学后，每年考试一次，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，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，不及格的退学。
　　这样一来，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，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，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。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进入权力机关，走上领导岗位，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，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。
　　军人政府，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。
　　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，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：武帝时五十，昭帝时一百，宣帝末二百，元帝时千人，成帝时竟多达三千。
　　不难想象，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，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。至少，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。
　　知识阶层就是士。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，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，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。因为士的特点，是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技艺，无产业。
　　他们就像毛，必须依附在皮上。没有皮，就动乱。
　　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。天下一统后，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，流落民间，不知所从。如不妥善安置，岂非又要冒出范增、陈平和蒯通来？
　　这当然很糟糕。
　　实际上，武帝登基后，首先要罢黜“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”的士，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，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，只是找工作。
　　但是现在好了。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：帝国就是最好的皮，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。只要尊孔读经，就能拜相封侯，荣华富贵，耀祖光宗。
　　显然，这是一种收买。
　　不过，帝国只收买儒生，却堪称高明。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。事实上，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，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。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，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。
　　赤眉、黄巾、白莲教、太平天国，都如此。
　　因此，尽管两千多年以来，王朝更替在所难免，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。同样，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，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。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，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。
　　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。
　　是啊，儒家奉献知识忠诚，帝国开放官位俸禄；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，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；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，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。
　　一个独尊，一个至尊，一个垄断，一个把玩，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。
　　但，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。
　　的确，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，然而在事实上，行王道还是行霸道，却完全由不得儒生。王道好用够用时，自然不妨温文尔雅，歌舞升平。一旦不够趁手，就会大打出手，甚至杀人如麻。
　　总之，帝国可以随心所欲，翻脸不认人，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，从此交出灵魂，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
　　的自由。而且，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，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。
　　因此，这是另一种“焚坑事业”。
　　是的。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，只有手段的不同，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其目的，都是要统一思想。只不过，秦始皇威胁，汉武帝利诱；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，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。结果，始皇失败，武帝成功。13然而汉武帝的成功，却不是儒家的，而是法家的。法家其实很清楚，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，得靠诛心，正所谓“太上禁其心，其次禁其言，其次禁其事”。14由此推论，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。
　　相反，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。不要忘记，法家是主张“两面三刀”的。三刀，就是绝对权威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；两面，则是赏和罚。始皇用罚故焚书，武帝用赏故尊儒。但，给儒家吃冷猪肉，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。
　　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。
　　受辱，还是去死
　　先看一份死亡名单：
　　建元二年，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。
　　元光四年，魏其侯窦婴被杀。
　　元朔二年，齐相主父偃被杀。
　　元狩四年，前将军李广自杀。
　　元狩五年，丞相李蔡下狱自杀。
　　元狩六年，大司农颜异被杀。
　　元鼎二年，御史大夫张汤自杀。
　　元鼎二年，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。
　　元鼎五年，丞相赵周下狱自杀。
　　天汉三年，御史大夫王卿自杀。
　　征和二年，丞相公孙贺下狱死。
　　征和三年，丞相刘屈下狱腰斩。
　　后元元年，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。
　　以上十三人，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，其中丞相五人，御史大夫四人。不在名单中的，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，以及新太子（汉昭帝）的母亲钩弋夫人。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，有的死于他的峻法。
　　比如李广。
　　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，是被匈奴称为“汉之飞将军”的。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，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。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。文帝说，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，封万户侯又算什么！
　　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。
　　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，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。元狩四年，武帝发动漠北之战，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，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。这时他已六十多岁，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。
　　可是作为前将军，李广接到的命令，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。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，其实另有原因。原来，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：李广命数不好，是单数。孤星照命，让李广打头阵，恐怕不吉利。
　　汉武帝一句话，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。
　　正好卫青也有私心。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，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。由于东路难走，又没有向导，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，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，甚至审判。
　　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，李广却不肯配合。他说：我老了，无法再对簿公堂。于是拔刀自尽。消息传出，全军皆哭。老百姓听说，也都哭。
　　那么，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，也不申诉？
　　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。想当年，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，就曾心有余悸地说：我将兵百万，位极人臣，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。
　　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。比如云中太守魏尚，出生入死战功赫赫，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，便被下狱罚为苦力。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，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？帝国却不依不饶。
　　我们知道，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，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着称的。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，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，便会被绳之以法，何况武帝时代？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，李广又哪里是对手？
　　所以，受审即受辱。
　　士可杀不可辱，李广选择了死。
　　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。
　　司马迁遇难，是因为李陵。李陵是李广的长孙。李广自杀十九年后，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，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，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。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，弹尽粮绝，被迫投降。
　　显然，李陵之败，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，救援不力。
　　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，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。相反，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，却被视为别有用心。
　　于是，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。
　　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。依照当时的律条，死刑可以用钱赎买，也可以用腐刑顶替。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，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。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，则《史记》无法完成。司马迁别无选择，只能接受腐刑。
　　腐刑又叫宫刑。受此刑者，男的割掉阴茎，女的破坏阴道。这当然极其残忍，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，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。不过，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，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。
　　可惜，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，而是汉武帝。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。受刑之后，司马迁“肠一日而九回”，坐立不安，汗流浃背，神情恍惚，一度仿佛变成
　　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
　　这种痛苦，汉武帝知道吗？
　　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但重要的是，他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。更险恶的是，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：要么去死，要么受辱。尊严和性命，只能二选一，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。
　　请问，这是什么狗屁法制？
　　有此酷刑，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。看来，法治也未必靠得住。如果那法是王法，治国的是帝王，法治也可能是专制，只不过“依法专制”而已。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，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。
　　德治和儒术，就更靠不住。
　　的确，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。他称孔子为至圣，由衷地赞美说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19可惜，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，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，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。
　　更何况，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？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，甚至不是新儒生，而是刀笔吏。
　　又见秦政
　　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。
　　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。小时候，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。被父亲责打的张汤，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，而且鼠赃俱获。于是，小张汤升堂问案，读诉状，出证据，录口供，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。
　　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。担任长安县丞（副县长）的张汤之父，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。学成之后，张汤成为专业法官，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，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也成为西汉着名的酷吏。
　　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，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。酷吏是老早就有的。吕后时有侯封，文景时有郅都，武帝时更可
　　以开出长长的名单：宁成、周阳由、赵禹、张汤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尹齐、杨仆、减宣、杜周，可谓于斯为盛。
　　这当然自有原因。
　　原因是复杂的，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。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，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，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。可见张汤和尹齐，虽然枉法，却不贪赃。他们是酷吏，同时也是清官。
　　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：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（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）。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，我们到第四章再讲，这里只说酷吏张汤。
　　酷吏张汤的代表作，是颜异案。
　　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。大司农是九卿之一，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，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，物价、国库、土地、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。颜异得罪汉武帝，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。
　　元狩六年，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，叫白鹿皮币。具体地说，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，四边绣上水草，价值四十万。同时规定，王侯宗室朝见皇帝，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，才能行礼。
　　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。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，垫子倒要四十万，岂非本末倒置？
　　汉武帝很不高兴。
　　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，判处死刑，罪名是腹诽。腹诽就是嘴上不说，心里诽谤。这种罪名，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。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，并没有欺上瞒下，又何尝腹诽？
　　但，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。颜异作为财政大臣，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，不但合法，而且合情合理。要治他死罪，只能节外生枝，故意找茬。
　　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。有一次，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，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。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，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。于是张汤起诉说：这就是腹诽。欺君罔上，心怀不轨，大逆不道，罪该万死。
　　汉武帝很满意。
　　显然，这不是法治，而是专制。或者说，以法制行专制。在这里，法制跟儒术一样，不过是装饰品。但，装饰既然是必需的，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。
　　所谓“刀笔吏”便应运而生。
　　刀笔吏，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。纸张发明前，法官和书吏录口供，做判决，都用笔写在竹简上。写错了或者要修改，就用刀削去重写。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想怎么削就怎么削，所以叫刀笔吏。
　　那么，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？
　　有。汉的律令，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，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。其中，死罪律409条，1882款，案例13472个。这样繁多的法令，专业人员也看不完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。
　　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。他们想让你活，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；想让你死，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。
　　刀笔吏成了阎王爷，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。
　　这时，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，就变得十分关键。比如董仲舒，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。他曾经按照“亲亲相隐”等儒家伦理，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。直到东晋时期，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。
　　23但更重要的，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。
　　主张司法公正的，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。宣帝曾下诏说，过去书吏执法，挖空心思给人妄加罪名，这是朕的不德。判决不公的结果，势必是恶人心存侥幸，好人无辜被戮，这绝不是朕愿意看到的。
　　汉宣帝这么说，当然事出有因。事实上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，喜欢严刑峻法。他要实行的，则是铁血政策。于是在汉武帝的治下，又见秦政和秦吏。
　　比如杜周。
　　杜周比张汤还要恐怖。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（廷尉）时，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，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，小的也有数十人，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，下狱的二千石（省部级）官员不少于一百人。
　　这么多的案子，怎么办理呢？
　　很简单，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，就刑讯逼供，屈打成招；汉武帝打算放一马的，就慢慢帮他开脱。
　　胡亥和赵高，也不过如此吧？
　　这种作风，就连杜周的门客也看不下去。当时，帝国的法律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，叫三尺之法。因此门客说：大人的职责在主持正义，却不以三尺为准绳，专以上意为取舍，法官难道是这样做的吗？
　　杜周却嗤之以鼻。杜周说：什么法不法的！请问三尺之法从哪里来？告诉你，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，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。依法？你说说什么是法？
　　皇帝就是法。
　　那么，世上还有公道吗？
　　非儒非法非主流
　　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，是汲黯。
　　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，是主爵都尉。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，位列九卿，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，享受正部级待遇。
　　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。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，都不过蕞尔小吏。但是后来，公孙弘担任了丞相（国务总理），张汤任御史大夫（副总理级）。一个拜相封侯，一个位在三公，只有汲黯原地踏步。
　　对此，汲黯很不以为然。他对汉武帝说：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，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（成语“后来居上”的来历就在这里）！
　　汉武帝默然。
　　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，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，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。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，公孙弘就子曰诗云；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，张汤就深文周纳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当然好戏连台。
　　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。秦政苛，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。这就要独尊儒术，标榜仁政。汉政宽，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。这就要重用酷吏，建立权威。
　　这在汉武帝，就叫齐头并进，两手都硬。
　　汲黯却左右开弓，反儒也反法。
　　在汲黯看来，儒法两家都不可取。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，阿谀奉承，巧言令色，耍小聪明，公孙弘是代表。刀笔吏则舞文弄法，争强好胜，滥杀无辜，陷害忠良，张汤是代表。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，也反对张汤。
　　汲黯揭发公孙弘，前面已经说过。他对张汤，同样毫不留情。有一次，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，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：身为正卿，上不能富国，下不能安民，却擅改高皇帝约法，就不怕断子绝孙吗？
　　张汤的对策，是跟汲黯咬文嚼字，找茬。
　　结果汲黯忍无可忍。他说：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。果然！果然！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，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、正眼看人了！
　　公道什么的，当然也不会有。因为“智足以拒谏，诈足以饰非”的张汤，名为整顿吏治，实为固宠弄权。
　　汲黯哪里知道，汉武帝并不怕这个。他要的也不是公道，而是霸道，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。因此，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，阶级观念也不同。
　　的确，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。他原本是卫国人，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。这样的贵族，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、小吏出身的张汤？在他眼里，这都是小人。
　　然而汲黯没有想到，汉武帝必须用小人，因为帝国不是邦国。邦国是贵族的时代，也是君子的时代。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，也是小人的时代。这个历史进程，是不可逆转的。
　　刘邦不就是小人吗？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？
　　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，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。这就不能靠贵族，得靠平民；不能靠君子，得靠小人。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，不讲原则，一味媚上，十足的小人。但，帝国要的就是这个。
　　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，便只有汲黯。
　　汲黯是表里如一的。他那句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的名言，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。尽管当时满朝失色，汲黯却无怨无悔。他说，天子设立百官，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？就算有危险，又岂能让朝廷蒙辱？
　　难得的是，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，礼遇有加。大将军卫青来，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。丞相公孙弘来，他帽子不戴就见了。汲黯进宫，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。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，则会躲进帐中，以免不恭。
　　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。
　　为着这份敬重，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。
　　汲黯也值得敬重。元狩二年，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，朝廷向民间借马，结果没凑够数。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，要开刀问斩。汲黯却挺身而出：长安令无罪！只要杀黯一人，就有马了。
　　汉武帝又默然。
　　汲黯说这话，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，是长安县令的长官。下属被问责，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。这在汲黯，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。
　　贵族精神，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。
　　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，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。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，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，很难治理。
　　以汲黯之耿直，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？
　　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：如此重任，非指派老成谋国、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。
　　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，岂非一目了然？
　　汉武帝当然也清楚。因此，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，他自己也咬牙切齿，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。看来，武帝起用小人，也是迫不得已，或者权宜之计。内心深处，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。
　　有一次，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。
　　汉武帝问：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　　庄助说：谁都不能动摇。
　　汉武帝说：是。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。
　　社稷之臣，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。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“诸吕之乱”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，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，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。
　　汉武帝不愧为雄主。
　　汲黯的存在，也许是一个异数，更非主流。但汉武的政治，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。在他那里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，法家主张的刑治，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。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，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。
　　是的，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。当时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，是中央集权。

第三章 高度集权
　　桑弘羊也理直气壮，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。
　　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，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，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。
　　你要说他不道德，先得否定这三项。
　　谢幕的帝国
　　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，曾经是世界性趋势。
　　事实上，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，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。亚述、波斯、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，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。
　　这些都是大帝国。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，波斯、马其顿、罗马和阿拉伯，则横跨亚、非、欧。其中，亚述堪称全世界的“第一帝国”。因为正是亚述，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──叙利亚、腓尼基、以色列、巴比伦、埃及和埃兰，统统拢在了一起。
　　波斯帝国也了不得。仅首都就有四个，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、中亚大部、印度西北、整个西亚、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，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。
　　但，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。
　　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，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，只有十三年。寿命长的，波斯帝国二百年，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。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，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。以后，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。
　　显然，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，也比不上中华帝国：两千一百三十二年。
　　这很有意思。
　　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，我们以后再说，这里只说亚述、波斯和马其顿。
　　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。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，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，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。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，短短八十年，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，并征服了希腊。
　　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，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。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，更要拜命运所赐：希腊衰落，波斯内乱，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。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，简直就是摧枯拉朽。
　　马其顿，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。
　　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。
　　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，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
　　格里斯这两河之间。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，希腊人称为“美索不达米亚”，北部叫亚述，南部叫巴比伦尼亚。后者又分南北，北部阿卡德，南部苏美尔。
　　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，是从南到北的。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，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；然后是阿卡德王国，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；然后是巴比伦王国，时间在我们的夏。亚述崛起时，我们已是东周。
　　亚述、巴比伦、阿卡德、苏美尔，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，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。
　　然而亚述征服世界，却完全依靠武力。他们的统治也一样，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（见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第六章）。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，而且不再复活。
　　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：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，不可在马上治理。
　　有所不同的，是波斯帝国。
　　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。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，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，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。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，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。
　　幸运的是，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。
　　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，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。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，横贯伊朗高原，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。这是他的车同轨。
　　同样，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，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（拜火教）为国教，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，不强迫臣民信仰。这是他的独尊儒术。
　　大流士，是秦始皇加汉武帝。
　　此外，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，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，行省铸造银币，自治城市铸造铜币。相比较而言，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，虽有利于商业，却不利于集权。
　　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，大流士张弛有度。
　　这一事实也证明，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。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，汉译为省，有二三十个，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，比如巴比伦省、埃及省、印度省，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。
　　波斯帝国的行省，每省一个总督（省长），一个省军区司令。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，一共五个。大军区统辖省军区，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。
　　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总督
　　身边还有皇室秘书，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。此外，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，通报社情民意。
　　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，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，还有钦定的信仰、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，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。
　　那么，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？
　　没有。
　　公元前334年，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。四年后，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，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。
　　这又是为什么？
　　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。比方说，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、财力和物力。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，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。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，中央集权名存实亡。
　　但，问题更在帝国本身。
　　实际上，波斯帝国过于庞大，结构则极其复杂。埃及、巴比伦、埃兰、腓尼基、以色列、希腊、印度，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、文字和文明，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？就算可以车同轨，恐怕也难书同文。
　　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，其实是脆弱的。
　　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，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
　　之身。因此亚历山大一死，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-希腊、托勒密（埃及）和塞琉古（叙利亚）等独立王国，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。
　　有此力量的，是中华帝国。
　　中华帝国有此力量，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，郡县之前有封建。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，则在于诸侯的国，大夫的家，都臣属于天子。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，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。有同一文明做基础，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。至少，嬴政或刘邦称帝，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，也稳当得多。
　　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，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。
　　天下共主，文化认同，五百年的预备期，这些都是亚述、波斯、马其顿没有的。所以，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，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，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，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。中央集权大局已定，留给汉武帝的问题，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。
　　把王侯变成羔羊
　　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。
　　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。毕竟，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，有八百年的历史。封建和邦国，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。何况功臣要酬劳，不能不封异姓王；空白要填补，也不能不封同姓王。
　　更何况，分封只是分权，不是分裂。有一个“王国与郡县并存”的过渡期，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，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。
　　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，集权就不能分权。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，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。任由王国发展，势必尾大不掉。因此，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，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。
　　是的。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。
　　只不过，最好是安乐死。
　　于是，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。
　　这一刀，叫推恩。
　　推恩，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，设计者叫主父偃。主父偃是纵横家，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。具体做法，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，封给自己的子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，所以叫推恩。
　　这当然行得通，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。这也讲得过去，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。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，因为不费一兵一卒，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。
　　所以，汉武帝立即采纳。
　　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出这主意的主父偃，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，也无辜被杀。而且，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，正是新儒家公孙弘。
　　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？
　　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。
　　前面说过，公孙弘是新儒家，主父偃是纵横家。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，主父偃也不安生。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，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，罪名都是淫乱。
　　结果，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，王国归了中央。
　　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。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，既无权力治理王国，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，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，饱食终日无所作为，不淫乱又能干什么？
　　何况国王有罪，正好夺其王国，汉武帝求之不得。
　　所以，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。
　　公孙弘却慷慨陈词。他说，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，就是主父偃。不杀了他，没法向天下人交代。
　　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。而且，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，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。于是主父偃被灭族，时间也在元朔二年。后来，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，则更是意味深长。
　　不过，主父偃虽死，推恩法却大力推行。
　　推恩法的紧要之处，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，不能封王。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，封国则改属中央，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。很清楚，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，其实是汉帝国，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。
　　所以，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。
　　夺国的最好办法，当然是找茬治罪。正好，汉文帝曾经规定，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，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，叫
　　酎金（酎读如宙）。汉武帝的办法则是：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，取消侯爵封号，收回侯国。
　　那么，分量够不够，成色好不好，谁说了算？
　　汉武帝。
　　这实在太方便了。结果，仅元鼎五年，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，一次就多达106人，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。
　　4然而终武帝一朝，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，总共也才175人。
　　5诸侯王身上的肉，就这样零割下来，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。
　　黑社会洗钱，也不过如此吧？
　　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，汉武帝也不放过。武帝一朝，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，名单如下：
　　淮南王刘安，自杀国除，罪名谋反；衡山王刘赐，自杀国除，罪名谋反；济川王刘明，废为庶人，国除，罪名杀人；燕王刘定国，自杀国除，罪名淫乱；齐王刘次昌，自杀国除，罪名淫乱；江都王刘建，自杀国除，罪名谋反；济东王刘彭离，废为庶人，国除，罪名杀人越货；常山王刘勃，徙房陵，国除，罪名不守礼法；
　　济北王刘宽，自杀国除，罪名乱伦、诅咒。
　　此外，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，也被撤销。
　　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，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。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，则早与郡县无异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，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。
　　实际上到这时，无后的也好，有罪的也罢，都已经不成气候。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，从小长在深宫，娇生惯养，并无阅历，更无能力，名为凤子龙孙，实为酒囊饭袋。
　　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，其实别无选择。
　　就连淮南王刘安，也如此。
　　吴王刘濞之外，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。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，不折不扣的“刘皇叔”。刘安自己学问既好，手下人才也多，《淮南子》就是他主编的。所以，从汉武帝继位起，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。
　　刘安自己，也这么认为。
　　但是怎么样呢？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，败亡却在顷刻之间。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，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。结果使节未到，刘安就自杀了。
　　这时回首七国之乱，便觉恍如隔世。
　　想当年，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，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
　　峻。惊慌失措之下，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，撤销了削藩令，刘濞却照样称帝，照样发兵。
　　那么，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？
　　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，又勾结了民间资本。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。刘濞便开山采铜，煮海为盐，结果富甲天下。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，服兵役则有补贴。在别处作案的逃犯，也都被他包养起来。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，就像《水浒传》中的柴进。
　　刘濞招揽的人才，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，即所谓“铸钱奸人”（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）。此外，则是“无赖子弟”和亡命徒。也就是说，刘濞是把割据势力、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。
　　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。长袖善舞，多财善贾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事实上，一个政权，不能没有印把子，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。有笔杆子才有文治，有枪杆子才有武功。
　　但没有钱袋子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　　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，也是空谈。
　　汉武帝，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。
　　要钱更要命
　　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，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、孔仅和桑弘羊。东郭咸阳是盐商，孔仅是铁商，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。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，堪称“以商治商”。9事实上，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，产业也全面。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，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、盐业、物流、粮食、畜牧、高利贷、博彩、零售、化妆品、饮料、小五金、肉制品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　　利润最高的，是铸钱、炼铁、煮盐。
　　因此，改革的第一步，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。其中，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。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，死罪；有胆敢私自炼铁的，重刑。
　　真正的国有企业，从此开始。
　　盐业则开放一半。煮盐由民间，卖盐由官方。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，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，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，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。
　　二十一年后，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。
　　这当然是与民争利，因此引起极大不满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，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。
　　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，更在政治。采铜、炼铁、煮盐，都需要大量人工，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，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，岂非失控？
　　何况盐可以换成钱，铁可以打造兵器，工人可以变成战士，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。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，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，岂非很方便？
　　金融垄断，盐铁专卖，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。
　　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（读如民）。
　　缗，就是一千钱；算，就是二百文。算缗，就是征收资产税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，政府则二缗抽一算，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。如果是小手工业者，则税率为百分之五。
　　此令一出，天下哗然，只有一个人响应。
　　这个人叫卜式。
　　卜式是个畜牧业主，老早就向帝国捐款，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。汉武帝奇怪，便派使者去问他。
　　使者问：你是想做官吗？
　　卜式说：不想。我是个放羊的，不会做官。
　　使者又问：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？
　　卜式又说：没有。我人缘很好，没人冤枉我。
　　使者再问：那你到底为什么？
　　卜式又说：爱国呀！
　　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，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。
　　公孙弘却说，这不符合人之常情，请皇上不要理他。
　　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。
　　但是算缗法颁布后，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，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。喜出望外的汉武帝，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，要大家向他学习。
　　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，还是没人申报财产。
　　汉武帝无奈，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，又颁布告缗令。告缗，就是举报隐瞒财产。告缗令，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，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。
　　这一政策，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。
　　大司农颜异之死，也在这一年。
　　告缗令颁布后，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，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。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，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。
　　其结果，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，中产阶级集体破产，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。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，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。至于国库，当然盆满罐满。
　　汉武帝和桑弘羊，却意犹未尽。
　　元封元年，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。均输，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，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，赚取差价。平准，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，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利归朝廷。
　　显然，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。或者说，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，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，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。
　　汉武帝不但收税，还要经营权。
　　这下子，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，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，便都被堵死了。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、企业家和批发商。
　　如此垄断和霸道，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。也就在这年，由于发生旱情，汉武帝让巫官求雨。卜式却说：用不着求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，天就下雨了。
　　天有没有下雨，不知道。卜式失宠，是事实。
　　桑弘羊的生前身后，则是骂声一片。骂得最凶的，是儒家。这非常怪异，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。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，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？
　　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，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。而且骂来骂去，无非为富不仁，与民争利。
　　桑弘羊不屑一顾。
　　是啊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矿山、海洋、森林、原野等等，原本就是天子的。开放给民间，是让利于民。收归国有，则天经地义。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，而是交给国家，怎么能说是自私？
　　均输和平准也一样。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，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。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，哄抬物价，怎么是为富不仁？更何况，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，就不用加赋加税，怎么是与民争利？
　　桑弘羊底气很足。
　　其实，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。比方说，只准国家赚钱，不准商家牟利，有道理吗？挑动群众互相举报，人人以邻为壑，很正义吗？政府说收税就收税，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，跟强盗有区别吗？
　　可惜，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。
　　桑弘羊也理直气壮，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。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，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，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。
　　你要说他不道德，先得否定这三项。
　　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。国家利益，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？中央集权，一定必须维护吗？富国强兵，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？
　　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，汉武帝也不会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，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。他们富可敌国，贵拟王侯，号曰素封（没有爵位的王侯），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。国家的经济命脉，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？增加中央财政，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。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，才是根本所在。
　　汉武帝要钱，更要命。
　　实际上，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，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，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，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。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，那就不但要遏制，还必须斩尽杀绝了。
　　郭解之死，即因为此。
　　打掉地头蛇
　　郭解被杀，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。
　　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，一是设置朔方郡（约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），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。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，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。干完这三票，主父偃被杀。
　　至于郭解，则接到命令，要迁往茂陵。
　　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，是汉武帝的陵墓，当时正在建设，同时还要建茂陵县。建县就要移民。只不过，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。
　　主父偃的说法，叫“天下豪杰”。
　　豪杰就是豪强，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，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。据说，这些人招降纳叛，姑息养奸，与黑恶势力
　　结为死党，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，甚至左右地方政治，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。
　　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，是这样。
　　这就要打击。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，分拆他们的封国。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，让他们到茂陵去。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，根本成不了气候。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，更只能是没毛的鸡。
　　很好！一举两得，左右开弓。
　　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。按说，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（大财阀），或乱众之民（黑社会），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富甲一方，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，统统都是打击对象。
　　对！良莠不分，一刀切！
　　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，也没郭解什么事。他并不是富商，也不是豪强，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。侠，是因为扶危济困；游，则证明并无职业。只不过，郭解虽无一官半职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，还争先恐后。
　　郭解的工作，似乎就是行侠仗义，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。他甚至曾经从轵县（轵读如只，在今河南省济源市）到洛阳去调解是非。他的能量也大，只要打声招呼，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。
　　这样的人，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。
　　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，战国遗风也还在。不少名臣权贵，比如张良、季布、窦婴、袁盎、周亚夫，都或者自己侠义，或者结交侠士。总之，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，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。
　　卫青说：郭解没那么多钱，不该在名单中。
　　汉武帝却一声冷笑：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，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。这样看，他们家不穷！
　　这就不但该走，而且该死了。
　　没错，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，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，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？
　　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，就因为他名气太大，不敢不上报朝廷。看来，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，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。
　　郭解也只好走人。
　　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，却再次帮了倒忙。郭解动身时，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，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。关中的贤达豪杰，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。
　　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，足以让高层震怒。郭解的小兄弟们，也为他惹是生非。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
　　单的县吏，把他杀了。然后，又杀了他爹。这家人进京告御状，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。
　　如此肆无忌惮，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？何况一连三起谋杀，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。于是武帝下令通缉，郭解也被捉拿归案，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。
　　郭解有老账吗？
　　有。他铸过钱，盗过墓，杀过人。可惜查来查去，都在大赦之前，只能一笔勾销。
　　可是郭解的马仔，却又惹事了。
　　没有证据显示，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。但仰慕他的人，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。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，这回也一样。有个儒生，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，竟然被人杀死，还被割了舌头。
　　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，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，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。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：郭解不知情，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。
　　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，其实未尝没有道理。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，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，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。
　　那么，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？
　　皇帝。
　　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？
　　不能。
　　结果，郭解被满门抄斩，罪名是大逆无道。
　　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！他反对过皇帝吗？没有。反对过政府吗？也没有。发动过武装叛乱吗？更没有。他千错万错，是不该成为地头蛇。金蛇狂舞，奈真龙何？
　　郭解只有死路一条。
　　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，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，时间是在汉文帝朝。汉景帝也不手软，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，便会派人将其剿灭。比如济南的氏家族（读如闲），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。
　　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。也许吧，也许。但这根本就无所谓。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，而是强不强。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，不管是白是黑，是善是恶，都不能允许存在。功高尚且不能盖主，况草民乎？
　　这就是帝国的逻辑。
　　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，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。想当年，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，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。将剧孟收归帐下后，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。
　　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，这还了得！
　　不是乱党，也是乱党。
　　实际上，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，一是文士，二是武侠。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，则还有巨商和豪强。
　　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，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。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。
　　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。对巨商，是断其财路，或只准小本经营；对豪强，是断其根基，让他们自生自灭；对文士，是另给出路，让他们追逐功名；对武侠，则是血腥镇压，绝不手软。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，并不重要。
　　重要的，是自己坐稳江山。
　　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。
　　现在，诸侯王被削弱了，民间资本被遏制了，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，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？
　　不，他还要向政府夺权。
　　一国两府
　　汉帝国的政府首脑，是三公。
　　三公，就是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。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，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，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。邦国时代，天子之宰为公，诸侯之宰为相，秦汉帝国则将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合称宰相。
　　宰相即三公，所以又叫相公。
　　三公之下是九卿，也就是政府部长。张汤担任过的廷尉，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，都是。九卿未必只有九个，也可能九卿为正卿，之外还有列卿。
　　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。三公的叫府，也叫公府或相府。九卿的叫寺，也叫卿寺。皇帝的则叫宫，也叫皇宫。皇宫、相府、卿寺，各行其政。
　　事实上，皇帝、三公、九卿，有分工。皇帝是国家元首，宰相是政府首脑，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。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。三公坐而论道，九卿作而行之。三公是决策者，九卿是执行人。
　　其实就连皇帝，也没法跟宰相比。汉初，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。他们平时独立办公，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（一起讨论），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。皇帝五日一朝，只能说可说否，无异于橡皮图章。
　　可见，皇帝不是政府，宰相才是。皇帝的功能，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。
　　职权不同，机关单位、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，也不相同。皇帝的是宫廷，政府的是朝廷；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，政府的叫曹；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，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。田赋是大头，用作政府公款。工商税收是小宗，算是皇帝私房。宫中府中，泾渭分明。
　　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。而且，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（宫廷和朝廷），两个权力中心（皇宫和相府），两种最高权力（皇权和相权）。这时最好的方案，莫过于君主立宪，虚君共和，皇帝世袭，宰相民选。退而求其次，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，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，即主权在君，治权在相。
　　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。后一种虽有可能，却未能形成制度。无论刘邦还是萧何，吕后还是曹参，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。汉初无为，君臣倒是相安无事。武帝雄才大略，好大喜功，就必须向政府夺权。
　　夺权的主要对象，是丞相。
　　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，不但金印紫绶，而且例为列侯，所以丞相又称君侯。丞相的权力也大，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。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，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，拒不执行，哀帝也无可奈何。
　　武帝本人，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。比如田（读如焚）任丞相时，几乎大权独揽。帝国的大小官员，统统由他提拔任命，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：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？朕也想任命几个！
　　这种状况，当然得改变。
　　汉武帝的第一步，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。
　　御史大夫银印青绶，同时也是副丞相，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，而是备位丞相。也就是说，丞相职位如果空缺，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，故又称亚相。
　　这就有点意思了。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。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，不妨相互制衡。
　　汉武帝起用的打手，是公孙弘和张汤。
　　这一招很灵。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，丞相是薛泽。张汤任御史大夫时，公孙弘已经去世，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。结果，薛泽、李蔡、庄青翟都成了摆设。大政方针，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，没别人什么事。
　　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，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，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。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，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。
　　如果存心想做事，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。
　　更重要的，是他的副手。
　　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，一个叫御史丞，一个叫御史中丞。虽不过一字之差，却有天壤之别。汉制，官衔前面有“中”字的，都在皇宫里办公，御史中丞也一样。
　　实际上，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。这样的副手，丞相是没有的。皇帝有什么想法，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，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，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。御史大夫揣摩圣意，要比丞相容易得多。
　　公孙弘和张汤得逞，这是原因之一。
　　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。汉武帝要夺权，还得用宫廷的人。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，也叫中朝官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尚书。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。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，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。
　　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，必须派个大领导。
　　这个大领导，就是大司马。
　　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（元狩四年）设置的，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，但不再作为宰相，也非正式官职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，比如大司马大将军，大司马骠骑将军，大司马左将军。
　　大司马的任务，是“领尚书事”（西汉），或“录尚书事”
　　（东汉），也就是领导、统率、管辖、主持尚书的工作。表面上看，不过秘书长，还是兼职。但，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。这样的秘书处，简单吗？
　　当然不简单。
　　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，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。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，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，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。
　　显然，这是另一个政府，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。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，是后妃的娘家人。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。久而久之，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。
　　这样一来，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。一个叫中朝（也叫内朝），在宫中；另一个叫外朝，在府中。外朝之首为丞相，中朝之魁为大司马。两套班子，共理朝政。
　　没错，一国两府。
　　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。大司马位高权重，亲近皇帝，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，随时听候召见，面呈奏章，亲聆圣旨，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。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，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。
　　从此，丞相更成了摆设。后来，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，改成了别的。是不是真宰相，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。到东汉，更建立尚书台（又叫台阁或台省）。一国两府公开化，变成公府（三公府）和台阁（尚书台）。
　　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。
　　汉武帝却十分满意。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，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。大权在握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或者说大展宏图。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，则只能以后再说。

第四章 官治天下
　　同情弱者，是好人；除暴安良，是好官；恶人自己做，施恩的事留给皇上，是忠臣。
　　然而这个好人、清官、忠臣，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。
　　职业官僚
　　酷吏张汤是自杀的。
　　元鼎二年，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，办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别人举报，罪名是官商勾结，以权谋私，泄露国家机密，破坏经济改革。因此，丞相庄青翟抓捕了张汤的亲信，供词也被送达御前。
　　汉武帝问：朕每次打算有所动作，商人们都会事先得到消息，囤积货物。难道有人通风报信吗？
　　张汤答：应该是。
　　汉武帝认为他不老实，便派赵禹去审问。
　　赵禹是张汤的老同事。武帝朝那些苛严的律条，就是他和张汤一起制定的。武帝让赵禹审理此案，应该说既想查明真相，也有保全之心。
　　张汤却仍不认罪。
　　赵禹便说：老兄怎么不守本分？扪心自问，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万千？现在人家告你，言之凿凿，只不过皇上不忍法办而已，你又何必硬要辩解？
　　于是张汤自杀。
　　张汤死后，家产少得可怜，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，并无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。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，他的母亲却反对。张汤母亲说：我儿身为天子之臣，竟被小人诬陷而死，何必厚葬，又岂能厚葬？
　　最后，一辆牛车一口薄棺，埋葬了张汤。
　　武帝得知，感慨万千。他说：不是这样的母亲，生不出那样的儿子。于是下令严查此案。结果，举报张汤的人被判死刑，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。
　　张汤一案的背后，无疑是官场的残酷斗争，且案情复杂，扑朔迷离。不过，张汤并未以权谋私，应是事实。他在任职期间并无渎职行为，更是事实。
　　克己奉公，忠于职守，张汤是清官。
　　但，张汤也是酷吏，他的刀笔之下冤案不少。大司农颜异，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。汲黯也指出，张汤办案唯上不唯法，皇上讨厌的就设法诋毁，皇上喜欢的就曲意回护。
　　请问，这能算是好法官吗？
　　恐怕不能。
　　问题是张汤还有另一面：豪强的案子自己受理，从重从严从快。平民百姓犯案，则向皇帝口头汇报，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。可见张汤在审理案件和汇报案情时，是不畏强暴的，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。
　　同情弱者，是好人；除暴安良，是好官；恶人自己做，施恩的事留给皇上，是忠臣。然而这个好人、清官、忠臣，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。
　　张汤，该怎么评价？
　　职业官僚。
　　秦汉帝国的职业官僚，叫文吏。吏是办事员，官才是管理者，就像僚是僚属，官是长官。不过，正如官与僚常常连用或通用，官与吏也往往不分。比如吏禄和吏治，便既包括吏，也包括官。封疆大吏，就更是大官。
　　但，文吏却不等于文官。
　　严格意义上的文官，不但应该是读书人，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，至少要有政治主张。他们从政的目的，是“致君尧舜上”；执政的任务，是“再使风俗淳”。4也就是说，他们是政治家，或政治工作者。
　　文吏却是技术官僚。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，包括财会、法律、公文写作。比如汉武帝重用的桑弘羊，就是经
　　济专家；张汤、赵禹、杜周，则是法律专家。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，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。
　　武帝时代的文吏，就是这样一些人。宁成、赵禹、张汤、尹齐、杨仆、减宣、杜周，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，王温舒还做过亭长。他们平步青云，则因为能干。或者地方官“以为能”，或者汉武帝“以为能”。
　　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。成为文官的标准，是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博古通今，文采斐然。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。因此，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；而真正成为主流，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。
　　选拔标准不同，价值观念也不同。
　　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：君子谋道不谋食。
　　5态度是孟子的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
　　6追求是子夏的：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
　　7优，不是优秀，是优裕。也就是说，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，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。
　　因此，他们也可以不做官。
　　相反，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。做官为吏，是他们的职业，他们的饭碗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，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。
　　那么，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？
　　为当事人服务。
　　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？
　　皇帝。
　　这就清楚了。据此，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，就不是缺德，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。
　　事实上，正是职业的要求，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，比如忠。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，只要主子一声令下，就会迅速扑上前去，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、功臣勋贵，还是皇亲国戚、公子王孙。
　　当然，皇帝要制造冤案，他们也干。
　　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。汉代酷吏，贪赃枉法的有，克己奉公的更多。比如赵禹，家里没有食客，外面没有朋友，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答礼，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，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。
　　景帝时的郅都，也如此。
　　郅都是号称“苍鹰”的。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，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，执法也以“不避贵戚”而着称。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，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。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，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。
　　汉景帝说：郅都是忠臣。
　　窦太后说：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？
　　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。
　　如此下场，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。他曾经说过：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，那就只能尽忠尽责，死于职守，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？
　　请问，不道德吗？
　　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，却是儒家痛恨的。
　　儒家痛恨文吏，并不奇怪。文吏的法家倾向、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，都是儒家不喜欢的。儒家认为，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，王道应该大于王侯。所以，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，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。
　　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。
　　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高谈阔论，不切实际。相反，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。所以，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，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。遇到好皇帝，他们是帮手；遇到坏皇帝，他们是帮凶。
　　儒生务忠良，文吏趋理事。
　　一个有理想，一个有能力；一个讲原则，一个办实事；帝国该选谁？
　　汉武帝的首选，是文吏。
　　再反封建
　　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，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，看似奇怪，却是事实。他重用的人，卫青、张汤、桑弘羊等等，都不是儒生。大儒董仲舒，则其实被边缘化。
　　例外的是公孙弘。
　　公孙弘非同一般。我们知道，武帝朝丞相十三个，罢官免职四人，获罪自杀二人，下狱处死三人。其余，则石庆胆小怕事，田精神失常，车千秋唯唯诺诺。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，几乎唯有公孙弘。
　　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，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，配合默契。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，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。其中奥秘，值得深思。
　　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。
　　先说秦。
　　大秦帝国是“吏治天下”的，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。在法家看来，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：农民和战士。农民为君主种田，战士为君主打仗，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。其他人，都是多余。
　　那么，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？
　　文吏。从朝廷大吏，到郡县长吏，再到乡里小吏，都如此。事实上，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，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。那些种田的“工蜂”，打仗的“兵蚁”，也不需要懂得太多，守纪律听命令就行。
　　故，秦人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。
　　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。高、惠、文、景四朝，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。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，便是他们的后代，比如曹参之子曹，周勃之子周亚夫。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，也做过丞相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政由勋贵，事归文吏。
　　这并不奇怪。毕竟，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。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、崇高威望、影响力和号召力，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。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，如出一辙。
　　同样，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。
　　因此，秦始皇未竟之事业，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。当然，彻底铲除封建残余，要到隋唐以后。但，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，却势在必行。
　　贵族政治，怎么就要不得？
　　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。在封建制度下，国是诸侯的，家是大夫的。如果国破家亡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。所以在封建前期，诸侯无不治国，大夫无不齐家，这就叫“首长负责制”。
　　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，都不大。一国则一城，一家则一邑。诸侯和大夫，国君和家君，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，这就叫“直接君主制”。
　　当然，即便是直接君主，也要有人协助。这些助理、帮办或官员，天子的是公卿，诸侯的是大夫，大夫的是家臣。
　　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，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就叫“家族共治制”。
　　首长负责，直接君主，家族共治，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，也只能是贵族的。
　　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，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。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，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。直接君主并不可能，首长负责更不可能。帝国的统治，只能是皇帝授权，政府负责。
　　那么，由贵族组成政府，不行吗？
　　不行。因为凡贵族，都有特权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人事权。封建时代，天子不能任命国卿，诸侯不能任命家臣。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，叫世卿、世职。结果，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，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。
　　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。家臣只效忠大夫，不效忠诸侯；大夫只效忠诸侯，不效忠天子。
　　大夫一齐造反，则举国皆反；诸侯一齐造反，则天下皆乱。
　　中央集权的帝国，岂能认可这套逻辑？
　　家族共治也不行。共治，就不能独裁，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，只不过需要时间。
　　事实上，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，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──先是功臣集团，后是外戚集团，与皇帝共掌朝政，共治天下。这种状态，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。
　　这样看，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，就很不寻常。
　　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，也都是文吏出身。是平民就“非贵族”，是文吏就“专业化”。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，都是反封建。不难设想，如果满朝都是张汤、公孙弘，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是大势所趋。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，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。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，西汉开创了一个“布衣将相之局”，不但“其君既起自布衣，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”，10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。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，武帝卫皇后卫子夫、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，照样母仪天下，也没人说三道四。
　　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。大秦传统仍在，萧何、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。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。事归文吏，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，可谓“专家治国”。
　　这，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。
　　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。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：
　　儒家和法家；两种官僚：文官和文吏；两种仕途：文学和吏道；甚至两种政治：官治和吏治。
　　只不过，要弄清楚这些，并回答前面的问题，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。
　　中央与地方
　　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，是机构。
　　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。
　　中央的是政府机构，地方的是政权机构。
　　具有政治意义的“中央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韩非子》，原文为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”。11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。
　　但，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。
　　秦汉帝国的中央，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。机构，是皇宫、相府、卿寺；首长，则是皇帝、三公、九卿。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，宋代则叫官家。这就是说，皇帝不但是天子，是君主，也是最大的官僚。
　　帝国的政治，岂非官治天下？
　　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。皇帝是国家元首，宰相是政府首脑，九卿是政府部长。宰相三公，丞相管行政，太尉管军事，御史大夫管监察，三权分列。至于九卿和九寺，则官职与官署同名，其职责是：
　　太常，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；光碌勋，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；卫尉，负责宫城屯兵；太仆，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；廷尉，负责刑律；大鸿胪，负责蛮邦事务；宗正，负责皇亲国戚；大司农，负责国家经济；少府，负责工商税务（用作皇帝私房钱），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、医疗保健、文化娱乐；中尉，负责京城保卫。
　　显然，这里面只有大司农（财政部长）、大鸿胪（外交部长）、廷尉（公安部长）和中尉（首都卫戍司令），可以算是中央政府官员。其余，则都是皇帝的家臣：郎中令是门房和侍卫队长，卫尉是近卫军司令，太仆是马车夫，太常、宗正和少府则是皇帝的大管家。
　　这实在不太像政府。
　　然而皇帝的家臣，却又同时管国务。比如担任顾问的博士，便隶属于太常；负责议论的大夫，便隶属于郎中令；作为秘书的尚书，则隶属于少府。
　　家国一体，公私不分，皇家事务和国家政务混为一谈，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特色──家天下。
　　其实就连宰相，也一样。邦国时代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的家臣，在内打理家务叫宰，出门担任副官叫相。宰相这个词，也是封建残余。
　　封建残余的彻底铲除，要到隋唐。那时，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，帝国中央才像模像样地有了政府。秦汉两代的组织变革，则主要不在中央，而在地方。
　　秦和西汉的地方政权都是两级：郡和县。县属郡，郡属中央。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，郡县是下属机构，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，所以叫“中央集权的郡县制”。
　　郡县制的根基在县。
　　汉代县的长官不叫县官（县官是皇帝），叫县令或县长（大县叫令，小县叫长）。县令或县长的佐属，是县丞和县尉。县丞管文书、谷仓和监狱，相当于副县长（丞即副职）。
　　县尉管治安，捕盗贼，相当于公安局长。
　　但，县令和县长是官，县丞和县尉是吏，他们的品秩（读如志，俸禄）也不一样：县令六百石到千石（读如但），
　　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。县丞和县尉二百石到四百石，叫长吏（长读如掌）。级别更低的叫少吏（少读如绍），秩百石。
　　县的上级则是郡。
　　秦和汉初，郡的主官有三个：郡守（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）、郡尉（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）、郡监（汉武帝时被取消）。郡守管行政，郡尉管军事，郡监管监察，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。
　　官名如此，官署亦然。汉代郡的官署称府（郡府），也称朝（郡朝）。县的官署则称廷（县廷），也称寺（县寺）。郡曰朝，县曰廷，合起来就是朝廷。郡曰府，县曰寺，岂非对应着中央的相府和卿寺？
　　也许，这正好说明郡县是中央的分支，也说明秦汉两代重视地方。汉宣帝就说，要保证地方上“政平讼理”，只能靠好的郡守。13实际上郡官的地位不低。比如品秩，九卿“中二千石”（月谷一百八十斛），郡守“二千石”（月谷一百二十斛），郡尉“比二千石”（月谷一百斛），而且郡守和郡尉都是银印青绶，跟九卿和御史大夫一样。
　　因此，郡尉升为郡守，郡守转为九卿，都不困难。直接升为御史大夫的也有，比如上党郡守任敖，淮阳郡守申屠嘉（申屠嘉后来还做了丞相）。同样，九卿转任郡守也不算降职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隔膜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中央、郡、县，只有三级。层级少，管理就方便。下情不难上达，政令亦很通畅，可谓效率高而成本低。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，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，对于中央集权的大国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。
　　然而东汉以后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简捷，层级也越来越多。东汉，郡之上有州；唐宋，州（府）之上有道或路；元代，路之上有行省；明清，省之上有督、抚。
　　当然，明清的总督和巡抚，从理论上讲都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专员，也都兼有中央政府的官职和官衔，严格地说不算地方官。布政使和按察使，才是省长。唐的道，宋的路，元代的行省，刚开始也不是行政区。但，县的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越来越多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　　这就与汉武帝有关。因为最早成为郡县之上行政区域的州，便正是汉武帝的发明。
　　那就从州说起。
　　牧民与牧官
　　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州官，汉代叫州牧。
　　牧，是很早就有的官名。尧舜时代有十二牧，其实是大部落的酋长，兼任部落联盟的职务。十二牧之上，还有四岳，其实是小联盟的盟主。后来，牧，慢慢成为治民之官的称谓，叫牧夫、牧令、牧守、牧伯。
　　管理人民，就像放牧一样吗？
　　是。被汉武帝树为道德楷模的爱国商人卜式，就是这么认为的。当时卜式捐款甚多，却不肯做官。于是汉武帝便说，你到朕的上林苑去放羊吧！
　　结果，上林苑的羊被卜式养得肥肥大大。
　　汉武帝大为赞赏。
　　卜式却说，管理老百姓，也跟放羊一样啦！
　　汉武帝听他这么说，便让他做了县令。没想到，卜式先后担任县令的两个县，一派祥和太平。14县令也好，郡守也罢，岂非牧？
　　实际上，地方官就是帝国的牧羊人，他们的辖区也就是牧区。好一点的牧羊人如卜式，基本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；凶一点如宁成，便被批评为“如狼牧羊”。15这样看，州官叫州牧，并不奇怪。
　　不过，汉武帝设州之时，派出的官员不叫州牧，叫刺史。刺史的任务也不是牧民，而是牧官。他们要管的，是郡守和郡尉，县令和县长。
　　汉武帝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　　因为帝国实在太大。据统计，秦郡三十六，汉郡一百多，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，“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”。16如此庞大的队伍，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，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。
　　于是，有牧民之官，也有牧官之官。
　　牧官之官也有两种。一种是上级官员，一种是监察官员。其实上级管下级，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。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，也需要被监察。结果，相对独立、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，便应运而生。
　　这样的官员，就叫御史。
　　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，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。此后，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，在中央的都叫御史。其长官和次官，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，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。派往地方的，秦和汉初叫监御史，武帝以后叫刺史，唐代叫观察使，宋代叫监司。
　　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，他们的法冠叫獬豸。獬豸（读如谢志）是一种神兽，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。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，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，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，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。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，无一例外。
　　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。
　　首先权限大。上至宰辅，下至郡县，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，都可以弹劾。御史大夫张汤，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。
　　其次责任轻。只要听到风吹草动，甚至流言蜚语，就可以举报，不必负核实的责任，也不受反坐的处分，叫“风闻奏事”，也叫“风闻弹事”。
　　第三独立性强。御史弹劾官员，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，也不必经长官批准。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，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。因此，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，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。
　　这三条，从秦汉到明清，一贯到底。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，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，东汉到元叫御史台，明清叫都察院。
　　但，仅有中央监察部门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此，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，这就是刺史。只不过，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，还设置了监察区。
　　监察区共十三个，十二个在地方，即冀州、并州、幽州、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益州、凉州。
　　京师所在的三辅（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）、三河（河内郡、河东郡、河南郡），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。一部加十二州，合起来叫十三州部。
　　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的事。
　　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，秩比二千石，犀印青绶。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，也负责监察朝廷，因此地位崇高。东汉时期，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，与御史中丞、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，号称“三独坐”。
　　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，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。监察事项则有六种，叫“六条问事”，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，也不能问小吏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刺史治官不治民，查大不查小，问事不干政，巡视不长驻。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，每年八月出京，
　　岁末回朝。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，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，跟着刺史到处巡视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刺史不是地方官，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。州也不是行政区，而是监察区。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，管事越来越多，也有了固定的治所。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，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。
　　西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公元前8年），刺史改为州牧，职掌与刺史相同，官阶却高得多，秩二千石，位次九卿。以后反反复复，一会儿叫州牧，一会儿叫刺史。到东汉末年，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，并赋予军政大权。汉帝国的地方建制，就由郡、县两级，变成了州、郡、县三级。
　　以后的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也如此。一方面，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（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）；另一方面，监察区和特派员，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。
　　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，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（监察部部长）和右副都御史（监察部副部长）。这时，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，已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　　仕途广阔
　　跟牧官同样重要的，是选官。
　　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，途径有三：察举、征辟（读如避）、杂途。察举是选举的一种，选举即选择和举荐。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，号称正途。
　　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：汉代察举，魏晋荐举，隋唐以后科举。三举之不同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，荐举通过考量，察举通过考察。考察而后选举，叫察举。
　　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。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十一月，汉武帝下诏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三人并行，厥有我师。因此，郡守、九卿、礼官、博士，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，就算有罪。
　　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：大不敬和不称职。
　　从此，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。
　　察举也是有科目的，比如孝廉、贤良、秀才。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，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，秀才则叫秀才异等，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。
　　顾名思义，孝廉重德，秀才重才，贤良则方正重德、文学重才。但总体上说，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。
　　举孝廉和举秀才，有规定的时间、名额和制度，属于常科。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，是特科。但不论常科特科，都由官员举荐，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。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。
　　非常规的，是征辟。
　　征辟就是征和辟。征即皇帝征召，辟即官员辟用。三公、九卿、太守、刺史，都有权辟用吏员（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）。所以，辟的范围，远大于征。
　　不过，物以稀为贵，位以帝为尊。被皇帝征召，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。面子最大的，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，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。皇帝为了表示诚意，有时还要一请再请。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，就是遗风。
　　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。选举是乡选里举，自下而上，循序渐进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，自上而下，一步到位。
　　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，都热衷于征辟。
　　征辟靠名气，选举靠德才，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。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，就只能靠杂途。
　　杂途的名目也很多，比如荫袭。荫就是荫子，袭就是袭爵。袭爵仅限于王侯，其他爵位不能世袭。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，只要任满三年，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，所以又叫任子。
　　显然，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。
　　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。赀读如资，意思也是资。汉制，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，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。这项规定的本意，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。但久而久之，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，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。
　　但更不像话的，是卖官鬻爵（鬻读如玉）。
　　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，时间在公元前243年，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。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，时间在公元前114年，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，平民补吏，吏员补官，官位可到秩六百石。
　　据说，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。
　　选举、征辟、荫袭、赀补、卖官、鬻爵，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，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。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，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　　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。
　　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，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。功臣要酬劳，故有袭爵；高官要笼络，故有荫子；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，便只好赀补、卖官、鬻爵。
　　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。他们很清楚，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，马虎不得。同为官吏，不能同样安排。有的给面子，有的给实权。结果，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。
　　拜，正式任命，往往用于高官，以示尊荣。
　　除，除去旧官，任命新职。
　　真，正式任命（相对于守而言）。
　　守，试用，兼任，代理。
　　假，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。
　　平，参与某事。
　　领，兼管某事。
　　录，统管某事。
　　兼，兼任某官。兼与平、领、录的区别，在于前者是兼官（有官职官衔），后三者是兼事（无官职官衔）。
　　待诏，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。
　　加官，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，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。凡加官，都是中朝官，可以出入皇宫。
　　计，官员年终汇报工作，又叫上计。
　　课，考核官吏，据此决定奖惩，也叫考。
　　迁，升官。逐级提升叫稍迁，越级提升叫超迁。
　　左迁，降职，也叫左转、贬。
　　免，罢官，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，再重就得判刑。
　　沐，例假，五天一次，每次一天，又叫休沐。
　　告，请假（事假或病假），又叫告归。如果是予告，则为奖励休假；如果是赐告，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。
　　宁，丧假，也叫告宁，一般三年。
　　致仕，退休，又叫告老、归老。
　　不难看出，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，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，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。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，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，堪称百代官制之祖。
　　更难得的是，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。正是这一制度，打通了官、吏两道，贯通了儒、法两家，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。
　　那就来看储备官。
　　条条大路通长安
　　汉代的储备官，是郎。
　　郎就是廊，郎官就是廊官，即侍卫。秦制，殿上不准携带兵器，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，所以叫廊中，也叫郎中。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，统称为郎。
　　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，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，银印青绶，中二千石。下属三署，司官为左中郎将、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（曹丕担任过此职），比二千石。
　　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，有议郎（比六百石）、中郎（比六百石）、侍郎（比四百石）、郎中（比三百石）。他们的任务，是宿卫宫殿，侍从左右，备皇帝顾问或差遣，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。所以，也无定员。
　　换句话说，郎官其实不是官。
　　但，郎官也不是吏。相反，吏要成为官，往往得先成为郎。汉制，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，便由地方调入京城，补为郎官，叫“计吏补郎”，也叫“上计吏补郎”。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。
　　当然，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：察举和赀补。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，司马相如就曾“以赀为郎”，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。任子也一样。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，其实就是为郎。
　　这是有道理的。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。朝夕相处，天长日久，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，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。结果，郎官有了进身之阶，帝国有了培训机构，岂非双赢？
　　郎署，是帝国的干训班。
　　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。外放可为县令、县长、县丞、县尉，最低也是副县级；内任则可为尚书郎，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，然后步步高升，出将入相。
　　于是，为官先为郎，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，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：入选为郎叫郎选，由郎补官叫郎补。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，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，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，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。
　　郎，岂非储备官？
　　储备是必需的，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。因此，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，其余以各种方式（察举、任子、赀补、上计）成为预备官员的，都要先进郎署。
　　条条大路通长安，郎署就是中转站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是一种特殊的，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，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：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（甲等）的入宫为郎，叫补郎；成绩合格（乙等）的外放为吏，叫补吏。
　　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，下一步就是郎补。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，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、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，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。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，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：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，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。后一条路虽然曲折，却意义重大。
　　意义在统筹官与吏、儒与法。
　　前面说过，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。在他们那里，官就是吏，吏就是官。或者说，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。在秦人看来，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。汉人却认为，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，光靠技术不行，还得讲政治。因此，要有事务官，更要有政务官。
　　政务官就是文官，事务官则是文吏。
　　文吏和文官，缺一不可。
　　事实上，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，一个叫文学，一个叫吏道。吏道就是由吏而官，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，而是经典文献。武帝之后，则专指儒家经典。也就是说，饱读诗书是文学；从基层做起，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，是吏道。
　　张汤走的是吏道，公孙弘靠的是文学。
　　这两条路线，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。武帝至东汉，都号称“三公辟召，四科取士”。四科是：
　　德行，看道德品质；明经，看学术水平；明法，看法律知识；治剧，看执政能力。
　　第四条最有意思。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，曾把郡县分为剧、平两种。平就是容易治理的，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。所以，治剧科，看的就是吏能。
　　实际上无论哪一科，都要测试能力。确实胜任，才正式任命。否则，即便选举上来，中央也会退货。毕竟，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，不能只靠口若悬河。
　　汉武帝首选文吏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　　当然，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，既懂政治又懂业务，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。
　　同样，太学生补吏，上计吏补郎，用心也在于此。基层吏员能被选举，能力不成问题，但需要学习政治，掌握全局，因此补郎。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，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，需要锻炼，因此补吏。
　　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。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：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，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。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，又由太学而郡县，再由郡县而郎署，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。
　　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。尽管直到东汉末年，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，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，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，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。至少，帝国政府不再是刀笔吏的一统天下。武帝在重用文吏的同时，也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。
　　这扇窗户，就是郎署。
　　想当年郎署之中一定十分热闹。任子的官二代，赀补的富二代，乡里的穷秀才，郡县的刀笔吏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济济一堂。没错，汉武帝用人是不拘一格的，进入郎署的也不乏各种奇人怪才。
　　比如东方朔。
　　东方朔走的路子既非吏道也非文学，他是靠上书得官的。据说，他的奏章用了三千枚木简，有关部门派了两个壮汉才勉强抬动，汉武帝则用了两个月才看完。
　　于是，这位自称“年二十二，长九尺三寸，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”的奇才，被任命为郎。
　　有一次，汉武帝跟他闲聊。
　　汉武帝问：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？
　　东方朔说：前无古人呀！陛下的功德，超过五帝，盖过三王。看看陛下的朝廷吧！丞相是周公，御史大夫是孔子，将军是姜太公，廷尉是皋陶，大司农是后稷，少府是伊尹，大鸿胪是子贡，博士官是颜回，郎中令是子路，郡守是子产，开路先锋是后羿，人才济济呀！
　　汉武帝哈哈大笑。
　　23东方朔这话当然是半开玩笑。但，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　　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？

第五章 是非功过
　　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，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。
　　对此，卫青似乎很淡然。
　　也许在他看来，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，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。
　　没有皇上，就没有他卫青。
　　外戚政治
　　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二月，汉武帝刘彻驾崩。临终前，他为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，他们是：大司马大将军霍光、左将军上官桀、车骑将军金日（读如低）、御史大夫桑弘羊。
　　这个班子，几乎是汉武帝一生的总结：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，桑弘羊代表经济，金日功过，不妨从他们说起。
　　代表外交。汉武帝的是非先说霍光、上官桀。
　　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。只不过，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谋来的。当时，汉昭帝年方八岁，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抚养。长姐如母，公主开始为弟弟寻找皇后。上官桀觉得机不可失，便削尖脑袋活动起来。
　　他找到的说客，是丁外人。
　　丁外人是谁？长公主的情夫。汉代，公主包养情人并不少见。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，就养了个比自己小了三十多岁的情人董偃。汉武帝不但不责怪，还到他们家做客，把董偃叫做“主人翁”。2汉昭帝和霍光也一样，公开承认长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关系。上官桀也运作成功，他那六岁的孙女被册封为皇后，尽管一开始霍光并不赞成。
　　其实霍光跟上官桀是儿女亲家，上官桀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。外孙女成为皇后，原本勉强能算外戚的霍光，更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亲国戚。他起先不赞成这桩婚事，仅仅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太小。
　　那么，上官桀为什么心急火燎？
　　看看后来霍光如何废立皇帝就知道。
　　元平元年（公元前74年）二月，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昭帝驾崩。这时，金日早已病逝，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宫廷斗争中败亡。大权独揽的霍光便不顾群臣意见，立汉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为天子。
　　然而昌邑王进京才二十七天，霍光就看他不顺眼，要废了他。而且，霍光只是事先征得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两人的同意，就把这事办了。
　　实际上昭帝继位之初，霍光就已领尚书事，位在丞相之下，权在丞相之上，因此很便当地就把丞相、九卿、将军、列侯、御史、博士叫到未央宫开会。霍光说：昌邑王行为昏乱，恐怕会危害社稷，诸位看怎么办？
　　众人大惊失色，目瞪口呆，支支吾吾。
　　田延年却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：诸位，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先帝托孤于大将军，就因为大将军忠诚贤德，能安定天下。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，大将军虽死，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九泉？请速速决定。有迟疑者，看剑！
　　群臣闻言，无不惶恐，便拜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：万民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，我等唯大将军之命是从！
　　于是霍光请出皇太后（也就是他的外孙女），盛装坐于未央宫中。侍卫持刀，武士持戟，陈于殿下。文武百官依次上殿，然后叫来昌邑王，由尚书令宣读弹劾奏章。
　　这样的架势，当然同样没有商量。太后甚至没等尚书令读完奏章，便已震怒。由丞相杨敞领衔的弹劾请求也得到批准，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谢恩受诏。
　　昌邑王却还稀里糊涂。他引用《孝经》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：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。
　　看来，这位昌邑王确实够呛，他的引经据典也不伦不类。《孝经》那句话的意思是：一个天子，如果有三公四辅
　　鼎力辅佐，直言匡正，就无论如何也不会丢失天下。那么请问，他的身边有这样的争臣吗？
　　恐怕没有，多半只有小人。
　　霍光却懒得跟这废物
　　嗦。他说：被太后废了的怎么还是天子？说完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，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带交给太后。霍光还说：大王自绝于天，臣等却不敢辜负社稷。请大王好自为之，臣等恕不奉陪了。
　　短命皇帝刘贺就这样失去了帝位，他的随从二百多人则统统被就地正法。临刑前，这些人哭着喊着说，悔不该没早早杀了霍光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呀！
　　昌邑王被废之后，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被立为天子，是为汉宣帝。宣帝继位时已十八岁，却不敢亲政，大事小事都取决于霍光，尽管霍光是表示要归政于天子的。
　　刘家的天下，其实姓了霍。
　　实际上直到霍光病卒，宣帝才收回权力，这是六年以后的事。此后又用了两年时间，才消灭了霍家的势力。即便如此，宣帝仍心有余悸。他说，此前每次出门只要与霍光同车，就如芒刺在背，坐张安世的车才放松。
　　顺便说一句，张安世是张汤的儿子。
　　堂堂大汉皇帝，居然伴臣如伴虎，可见外戚是何等威风。上官桀急于成为外戚，一点都不奇怪。
　　当然，上官桀是失败的外戚，他是在与霍光反目为仇后一败涂地的，正如武帝初年窦婴与田的两败俱伤。同样，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，也与当年的吕氏无异。
　　但，外戚却一直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。西汉，霍光之后有王莽。东汉，窦宪之后有邓骘（读如至），邓骘之后有阎显，阎显之后有梁冀，梁冀之后有窦武，窦武之后有何进。
　　两汉政治，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外戚在执掌。
　　这，大约是汉高祖和汉武帝都没想到的。
　　是的，他们只想到要防范功臣（异姓诸侯）和宗室（同姓诸侯），却不曾料到外戚也会危及皇权，更没想到后来把汉代断为两截，变成前汉后汉的，正是外戚。
　　不必责怪刘邦他们没有深谋远虑。其实即便两汉，各自的年头也并不短。西汉从刘邦称帝到王莽称帝二百一十年，东汉从刘秀称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。
　　何况汉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。一方面，吕后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先例，而且她有资格；另一方面，功臣和宗室都要防范，靠得住的自己人就只有外戚。
　　这当然说明帝国还不成熟，统治阶级也缺乏经验，才会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。然而汉武帝却并非没有责任，因为将汉代断为两截的那把刀，就是他打造的。
　　这把刀，叫大将军。
　　大将军是秦汉都有的。秦将白起，汉将韩信，都当过大将军。但，他们担任的大将军是军衔，不是官衔，这样的大将军也不理朝政。实行一国两府，由大将军领录尚书事，成为内朝魁首和真宰相，是汉武帝开的头。
　　以后就每下愈况了。
　　事实上，两汉执政的外戚除阎显是车骑将军外，霍光、王莽、窦宪、邓骘、梁冀、窦武、何进，都是大将军。王莽和霍光，还都是大司马大将军。
　　这无疑是有问题的。要知道，大将军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都是军职。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相矛盾，外戚政治与皇权政治相冲突。以外戚为首辅，引军人入政权，岂非与帝国的初衷背道而驰？
　　当然如此。
　　很清楚，汉武帝为了从政府夺权，发明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可谓逞一时之快，贻后患于无穷，堪称饮鸩止渴。只不过，这种危害在当时并看不出，因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恰好是卫青。
　　大将军卫青
　　卫青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。
　　当然，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。实际上，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骑奴，母亲卫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。卫姑娘生了三男三女，二女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，三女儿是卫子夫，卫青则是她们的弟弟。
　　不过卫青原本姓郑，父亲叫郑季。郑季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，与卫子夫的妈妈偷情，生下了卫青。
　　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，当然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郑季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卫青当兄弟。只有一个服劳役的囚徒说：你的面相贵不可言，将来会封侯。
　　卫青笑了。他说，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，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，哪里还能封侯？
　　类似的还有霍去病。
　　霍去病也是私生子，父亲叫霍仲孺。霍仲孺与卫少儿偷情生了霍去病，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。所以，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，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。
　　事实上，把霍光带到长安，让他做了郎官，从此踏入仕途的，正是霍去病。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，则又因为他的母亲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。
　　卫青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，也如此。
　　显然，没有卫子夫，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。然而卫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？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，跟她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都是奴仆。
　　但，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她。
　　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。皇后叫陈阿娇，父亲是项羽部将陈婴的曾孙，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馆陶公主。据说，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，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陈阿娇，一定盖栋金屋子藏着她。
　　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：金屋藏娇。
　　这当然是小说家言，完全靠不住，刘彻和阿娇的结合则多半是政治婚姻。两人婚后感情破裂，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骄，也不妨姑妄听之。但没有儿子，是事实。
　　于是，平阳公主开始张罗。
　　平阳公主是武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，也是大姐。姐姐总是疼弟弟的。她搜集了十几个绝色美女，精心调教盛装打扮，在武帝到她家做客时，一齐展示出来。
　　汉武帝却一个都看不上。
　　但等到卫子夫出来唱歌时，汉武帝的眼睛亮了。他借口更衣进入帷帐，卫子夫也捧着衣服走了进来，汉武帝没有片刻犹豫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。
　　平阳公主意外成功。没错，这是她的感情需要，也是她的政治投资。所以，卫子夫进宫前，平阳公主摸着她的背说：将来尊贵了，请不要忘记我！
　　卫子夫没有忘记，馆陶公主则看在眼里急在心头。情急之下，她秘密逮捕了卫青，准备谋杀。武帝闻讯，便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，加官侍中。侍中是当时权贵子弟争相一得的宠位，汉武帝却给了卫青，后来又给了霍去病。
　　从此，卫家的命运彻底改变。
　　卫子夫被封为皇后，是在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三月，因为她生下了太子刘据。卫青也在同一年封侯，但不是沾皇后的光，而是因为有功。
　　战功是在讨伐匈奴时立下的。担任车骑将军期间，卫青曾三次率兵出击，一战而至龙城（匈奴祭天祭祖处），封关
　　内侯；二战收复河南（内蒙古河套地区），封长平侯；三战擒右贤王（匈奴三把手），拜大将军。
　　卫青一路凯歌，一路青云。
　　这不能归结为他运气好，而应该承认他能力强。实际上，汉武帝并非唯外戚是用，没有能力的外戚就只给待遇，不给权力。而且，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，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。
　　对此，卫青似乎很淡然。也许在他看来，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，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。没有皇上，就没有他卫青。所以，就连汉武帝要他娶平阳公主，他也照办。
　　不清楚卫青娶平阳公主是在什么时候，只知道当时公主的丈夫得了重病，回到封国。公主便让左右帮她在列侯当中找个男人，结果众人异口同声都说大将军最好。
　　平阳公主笑了。她说，这可是我们家的人呀，以前常常骑匹马跟在我后面，这话怎么说？
　　众人又都说：如今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吗？
　　公主点点头，让人把意思带给了卫子夫，卫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，武帝便把卫青作为礼物送给了姐姐。
　　也许，这就是卫子夫对平阳公主的回报。
　　卫青的回报则给了汉武帝。终其一生，他都在自觉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。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，卫青率六将
　　军讨伐匈奴，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，只身逃回。这样的败军之将该如何处理，军法官们意见不一。
　　大将军卫青却把裁量权交给了皇帝。他说，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。但以我卫青之尊宠，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，不正可以告诫人臣不得擅专吗？
　　军法官们都说：大将军所言极是！
　　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。他的儿子苏武，则成了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。据说，苏建曾经劝卫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贤纳士，以高声望。卫青却说：礼贤下士广纳人才，是人主的权力。为人臣的，只要奉公守法，尽职尽责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门下呢？
　　霍去病的作风，也如此。
　　这样的外戚和大将军，汉武帝能不放心吗？
　　当然放心。
　　他不放心的，是匈奴。
　　匈奴问题
　　匈奴是汉帝国的头号外患。
　　这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。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，我们其实知之甚少，只知道其最高首领叫单于（单读如缠），以下为左贤王和右贤王，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王，统治着东至朝鲜半岛，西至西域各国的辽阔疆域。
　　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。当时的单于叫冒顿（读如莫毒），据说意思是“开始”。因此，也有史学家认为“冒顿单于”的称号，是抄袭了秦始皇。
　　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，却一点不像抄袭者。汉惠帝时期，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：陛下守寡，孤王丧偶，你我都很孤独，何不两好合一好，互通有无？
　　这哪里是求婚，分明是羞辱。
　　吕后大怒，召集陈平、樊哙、季布商量对策。
　　樊哙说：臣愿请兵十万，横行匈奴中。
　　吕后问季布的意见。
　　季布说：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！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，被匈奴困在平城。樊哙身为上将军，其实并不能解围，至今遭人耻笑。现在又来夸海口，拍马屁罢了！
　　吕后无奈，只好咽下这口气。
　　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。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，又无契约精神。尽管从刘邦开始，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，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。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，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。
　　汉武帝决定开战。
　　从此，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、丝绸和钱粮，而是卫青、霍去病的集团军。
　　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，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，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。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，比如西汉的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，东汉的窦宪。
　　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，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。匈奴主力，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。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，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。
　　同样，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。比如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的卫青兵团，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，左将军公孙贺，前将军赵信，右将军苏建，后将军李广，强弩将军李沮（读如居），均为一时之选，堪称精兵强将。
　　长袖善舞，多财善贾。兵强马壮，就能长驱直入。
　　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，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，步兵数十万为后盾，大规模出征。此战，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，至颜山（读如田，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）；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，封狼居胥（今蒙古国肯特山），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。
　　从此，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。
　　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。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，进五王国，过焉支山（在河西走廊），杀折兰王，斩庐侯王，擒浑邪王子，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，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。
　　投降也有曲折。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，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。霍去病来到营前，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。于是他当机立断，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，斩杀逃亡者八千人。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，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，得众数万，号称十万。
　　金日，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。
　　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，这时却是战俘。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。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，事到临头却又后悔，结果被浑邪王所杀。金日和他的母亲、弟弟都被带到长安，入宫为奴，当时他十四岁。
　　有一天，汉武帝来看马。
　　马是金日等人养的，又肥又大。金日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（约一米八六以上），容貌端庄，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。问明来历后，马上任命他为马监，加官侍中，跟当年对待卫青、霍去病一样。
　　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，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。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，反倒青睐有加。没错，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，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，不是要消灭种族。
　　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，不是民族主义者。
　　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，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。东汉建武二十二年（公元46年），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。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，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。
　　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（公元91年）战败后不知所终。有人认为，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“上帝之鞭”阿提拉，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。
　　相反，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。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，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。
　　其中，置朔方、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，置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。
　　汉与匈奴的关系，大局已定。
　　但，这是无数生命、鲜血和金钱换来的。
　　的确，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，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。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，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，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，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，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。
　　两年后，由于浑邪王来降，军需、赏钱、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。五年后，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，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，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。
　　请问，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？
　　可惜，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，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：征朝鲜，通西域，平东瓯，定两越，征服西南夷，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、亚、非。
　　汉武帝却雄心未已。从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到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，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。结果，第一次李陵投降，第二次无功而返，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，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。
　　直到这时，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。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，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，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，转移工作重心，史称“轮台罪己”。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“罪己诏”的（详见本书后记），所谓“深陈既往之悔”也只是史家的说法。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，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，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。相反，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，则不但有霍光、上官桀和金日，还有桑弘羊。
　　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，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。屯兵轮台的建议，就是他提出来的。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，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。只不过，汉武帝的外交政策、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，都将面临挑战，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。
　　那么，桑弘羊又怎么样了？
　　政变与政改
　　桑弘羊是被杀掉的。
　　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。元凤元年（公元前80年），上官桀、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，杀霍光，废昭帝，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。消息泄露，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，燕王、盖长公主自杀，上官桀、桑弘羊伏诛。
　　其实开始时，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是要干掉霍光。因此，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，告发霍光调兵遣将，在京师戒严，意欲谋反。
　　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，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。依照当时的制度，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。尚书先看副本，然后决定是否上奏。霍光可是“领尚书事”的。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，那就前功尽弃。
　　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，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只要汉昭帝说句话，就立即动手。这并非没有可能。毕竟，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。
　　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。
　　第二天，霍光上朝，走到画室就停住了。
　　汉昭帝问：大将军在哪里？
　　上官桀答：因为燕王告发他，所以不敢进来。
　　汉昭帝说：请大将军入。
　　于是霍光入内，摘下帽子顿首谢罪。
　　汉昭帝说：请戴上帽子。这封信是假的，将军无罪。
　　霍光问：陛下怎么知道？
　　汉昭帝说：将军前往广明（地名），不过例行公事，怎么是调兵遣将？就算调兵遣将，燕王怎么知道？何况将军真要谋反，也用不着那些校尉。
　　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，都大吃一惊。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，只好铤而走险。
　　此案其实可疑。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，能算是阴谋诡计吗？以桑弘羊之多智，又岂能赞同？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，那运气也太好了。
　　但不管怎么说，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。那么，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？
　　除了利益之争，还有路线斗争。
　　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。当时，霍光为了实行新政，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（贤良文学），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，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，史称“盐铁会议”。
　　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，是《盐铁论》。
　　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。
　　顾名思义，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。就算要抓根本，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，垄断经营是否必需，经济命脉如何掌握，等等。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，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。
　　比如桑弘羊说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，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。既然国库不足，就得生财有道，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？
　　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：换种政策照样有钱。
　　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：人间正道，贵道德而贱用兵。
　　匈奴野蛮，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，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，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？
　　意思很清楚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。
　　这是什么话！仗该不该打，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？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。
　　儒生们的回答，岂非文不对题？
　　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你不打匈奴，匈奴要打你。不出征，也不应战吗？如果仗要打，钱要花，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、均输，请问钱从哪里来？
　　儒生当然不会回答，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。
　　回答不了，就只能唱高调。儒生们说：会取胜的不打仗（善克者不战），会打仗的不带兵（善战者不师），会带兵的不布阵（善师者不阵）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于天下，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？
　　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　　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。也许，是因为皇帝有诏书。也许，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。也许，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，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。
　　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。当然，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，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。这倒也是必要的，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包括他的经济政策，也有问题。不改变，就不会有所谓“昭宣中兴”。
　　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；政策未改，舆论先行。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。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，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。
　　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们看来，汉武帝号称尊儒，其实重法。儒家则看似风光，其实被边缘化。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，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，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。
　　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，这是原因之一。
　　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。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，桑弘羊忍无可忍。他愤愤不平地表示：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，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。博古而不通今，唱高调不接地气，这样的人有什么用？
　　桑弘羊他们还说，尊儒以来，武皇帝察贤良，举文学，遍访民间，思贤若渴。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，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、兴利补弊的吗？一个都没有！
　　这时，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。
　　贤良文学们说，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？不，是组织路线有问题，干部政策有问题，舆论导向有问题。武皇帝要开疆辟土，故权谲之谋进，凶残之士用。打仗就要用钱，故兴利之臣起。利兴则义闭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犯罪率就高。这个时候，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？
　　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：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，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！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，管什么用啊！
　　呵呵，谁说儒家不讲逻辑？他们有自己的一套。
　　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。在他看来，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，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。御寇就得强兵，强兵就得富国，富国就得理财，理财就得务实。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。
　　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。
　　但，不管公理婆理，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。他们更关心的，是组织路线、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。
　　组织路线之争，在文官和文吏；政治路线之争，在王道和霸道；思想路线之争，在儒家和法家。
　　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。
　　霍光的政改，倒在其次。
　　不过，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，就大错特错了。桑弘羊是，汉武帝不是。当然，他也不是儒家。事实上，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。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，都是一叶障目，甚至自作多情。
　　那么，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？
　　罪功岂在悔轮台
　　汉武帝其实很可怜。
　　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，可谓尸骨未寒。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，却已大有炸平长安、彻底清算之意，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。
　　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。
　　本始二年（公元前72年），汉宣帝下诏，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。这当然是一件大事。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，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。此前，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，庙号为高祖和太宗，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。
　　宣帝认为，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。
　　何况，武皇帝也当得起。
　　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，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杀人无数，挥霍无度，以至于赤野千里，民不聊生。如此毫无仁德，岂能有庙号？
　　此言一出，朝野哗然。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：这是圣意，岂能反对？夏侯胜却说：圣意又怎么样？人臣之义在直言。话已出口，万死不辞！
　　当然，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，庙号世宗。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，并流传下来。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，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。
　　这说明什么呢？
　　第一，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。
　　第二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。
　　实际上，夏侯胜说得并不全。如果愿意，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，崇妖信怪，杀伐任性，喜怒无常。司马光甚至认为，汉武之恶几近秦皇，只不过他识好歹，受忠言，知对错，会用人，这才不至于亡汉。
　　然而即便是秦始皇，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？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，而在评价的立场。
　　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，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。但是，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，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，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。
　　请读这首诗：
　　绝大经纶绝大才，罪功不在悔轮台。
　　百家罢后无奇士，永为神州种祸胎。
　　诗的意思很清楚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，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，而在罢黜百家。
　　这未尝没有道理。
　　的确，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。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，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，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。苟如此，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、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？也只有奴才。
　　问题在于，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？
　　未必。
　　事实上，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。也就是说，罢黜百家，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；独尊儒术，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。至于民间，则百家既未罢黜，儒术也不独尊。
　　其实就连政府，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。张汤是儒家吗？卫青是儒家吗？桑弘羊是儒家吗？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，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？
　　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。汲黯不是吗？夏侯胜不是吗？司马迁不是吗？还有义纵，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。义纵可是酷吏。但怎么样呢？也有骨头。
　　还有东方朔。
　　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《滑稽列传》的，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。然而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，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，竟然横戟拦在门前，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，董偃也只好走后门。
　　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。
　　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，是宫中掌印的郎官。某天晚上，宫中闹鬼。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，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。郎官不给，霍光去夺。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：臣头可得，印玺不可得！
　　权倾一时的霍光，也只能诺诺连声。
　　这并不奇怪。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，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。诚如史家所言，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，更多的勇敢，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。汉的气质，是雄大、闳放和深沉的。
　　气质变得柔美、空灵而内秀，要到中唐以后。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，也不早于宋元。至于百家罢尽，万马齐喑，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。
　　汉，却是霸道的。
　　同样，汉也是开放的。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，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。深眼多须的外国人，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，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，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。
　　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。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，就皈依了孔门，并关上其他的窗户。
　　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，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“纯儒”（其实董仲舒也不纯），而是公孙弘那样的“杂儒”，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。儒术与法术杂糅，王道与霸道并用，才是他的真面目。
　　那么，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？
　　当然有。
　　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。
　　帝国是怎样炼成的
　　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，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：享年七十，在位五十四年。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，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。
　　这可真是天之骄子。
　　武帝也不负天恩。在他治下，汉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。疆域和势力范围，东邻韩国，西有新疆，南至越南，北接蒙古，堪称超级大帝国。
　　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。哲学家董仲舒，文学家司马相如，音乐家李延年，探险家张骞，农学家赵过，天文学家唐都、落下闳，便都出在这个时代。
　　当然还有司马迁。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，也并不喜欢他的《史记》。
　　引自田昌五、安作璋主编《秦汉史》第95页。
　　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的封禅大典。那是十八万骑兵，上千里旗帜，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，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。
　　这一年，刘彻四十七岁。
　　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，十年前就已奠定。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，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，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。
　　从此，漠南无匈奴，帝国有内朝。
　　这时，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，实际执政十六年（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），年龄三十七岁。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，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。
　　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：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，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，四十八岁降滇王，四十九岁降朝鲜，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。
　　汉武的步伐，何其坚定！
　　步伐坚定，是因为目标明确，那就是天下一统，中央集权，皇权至上。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。
　　因此，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：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，二十三岁推行察举，二十四岁始征匈奴，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，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，卫青为大将军，并为博士设弟子。
　　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，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尊儒，则秦政变为汉政；推恩，则分权变为集权；举贤，则贵族变为官僚；讨伐匈奴，则夷狄变为华夏。夷夏之分，王霸之术，古今之变，尽在其中。
　　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，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。
　　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，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。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，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，尤其是巩固皇权。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，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。
　　所以，他建太学，兴儒术，开言路，荐人才，却又留心俗务，重用酷吏，奖励军功。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，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，只独尊自己。
　　那么，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？
　　对外开边，对内收权，一手抓官，一手抓钱。
　　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，是卫青、公孙弘、张汤和桑弘羊。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，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，张汤懂法，桑弘羊会理财，汉武帝得心应手。
　　是啊，有钱就能做事，有兵就能护家，懂法就能治国，通儒就能安定人心，粉饰太平。结果，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，统治反倒更加牢固。
　　秦亡而汉兴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　　汉武的帝国，也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　　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：中央集权、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。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，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。但，正是由于这一改革，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，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。
　　那么，什么叫“伦理治国”？
　　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，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。周政和秦政，周制和秦制，是对立的。周是邦国制（封建制），秦是帝国制（郡县制）；周政讲王道，秦政讲霸道。所以，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。
　　秦政是刑治和律治，号称法治。
　　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，也继承了周政，即制由秦帝，政借两周。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，效果也更好。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，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。
　　要实行德治和礼治，就只能靠儒家。因此，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，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，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。
　　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。即便不尊儒，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。这样看，所谓“百代皆行秦政治”，其实是该叫“百代皆行汉政治”的。
　　那么，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？
　　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。表面上看，这与秦政无异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，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，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。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。事实上，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，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。
　　与此同时，儒学也在官化。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，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，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。没有思考，没有质疑，没有批判，没有争鸣，那才真是“毁人不倦”。
　　永为神州种祸胎，当作如是解。
　　把儒学变成官学，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。尽管在当时，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，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。
　　靠着汉政治，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。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，就是汉文明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，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，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。
　　罗马，与大汉会有关系吗？

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
　　撰写《汉武的帝国》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，那就是他的“轮台罪己”。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，而且评价甚高。因为以帝王之尊，汉武之雄，居然能下诏罪己，做自我批评，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。
　　但，此案可疑。
　　首先要问：汉武帝下诏了吗？
　　下了。时间是在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，月份不详，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，到轮台（今新疆轮台县）屯垦戍边，被武帝否决。所以这份诏书又叫“轮台诏”。
　　那么，“轮台诏”罪己了吗？
　　没有。此诏中最严重的话，是“朕之不明”，以及“悲痛常在朕心”。至于“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”，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，不是自我批评。
　　因此，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，并不称此诏为“罪己诏”，而称之为“哀痛之诏”或“悔悟之诏”。其实就连这两
　　个说法，都是受班固的影响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在记录这份诏书时，班固是这样表述的：“上乃下诏，深陈既往之悔，曰……”
　　这就是“悔悟之诏”的来历。
　　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：“（汉武帝）末年遂弃轮台之地，而下哀痛之诏，岂非仁圣之所悔哉！”
　　这就是“哀痛之诏”的来历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班固也没有称之为“罪己之诏”。
　　那么，“罪己”的说法有依据吗？
　　有。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：
　　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，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
　　这当然是罪己了。如果“轮台诏”里有这段话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“罪己诏”。
　　可惜不是。
　　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三月，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，既非轮台，亦非诏书，怎么能称为“轮台罪己诏”呢？
　　何况就连这段话，也来历不明。遍查《汉书》，并无记
　　载，仅见于《资治通鉴》。那么请问，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？
　　一个宋代的人，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？
　　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。

注释
　　（第一章）
　　1.本卷所言汉武帝事，除另有注释者外，均见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　　2.西汉前几任皇帝依次是：高帝刘邦，惠帝刘盈，前少帝刘恭，后少帝刘弘，文帝刘恒，景帝刘启，武帝刘彻。但一般不将前后少帝计算在内。
　　3.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二十岁，卒年二十四岁。
　　4.刘盈事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、《汉书·惠帝纪》。
　　5.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
　　6.《史记》等书述汉惠帝、吕太后故事多不可靠，早已由吕思勉先生指出，请参看吕思勉《秦汉史》。
　　7.田生即云“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”，见《史记·荆燕世家》。
　　8.司马光曾说，刘邦最终不立如意，是因为“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”，见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二。
　　9.见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。
　　10.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
　　11.关于刘章的想法，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称“恐见诛”（害怕受到株连），《史记·齐悼惠王世家》则称“因立齐王为帝”。
　　12.见《史记·齐悼惠王世家》。
　　13.本段论述亦请参看吕思勉《秦汉史》。
　　14.见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。
　　15.此盟除见于《史记》之《吕太后本纪》外，亦见于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。绛侯世家其文曰：非刘氏不得王，非有功不得侯。不如约，天下共击之。
　　16.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。
　　17.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
　　18.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。
　　19.请参看吕思勉《秦汉史》。
　　20.见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。
　　21.高祖所封十王，荆王刘贾战死，故地改封吴王刘濞。赵王如意被毒死，其地改属吕禄。梁王刘恢被气死，其地改属吕产。淮阳王刘友被饿死，其地改属刘。燕王刘建病死，其地改属吕通。齐王刘肥病死，子襄继位。所余者，高祖四子代王刘恒，七子淮南王刘长，四弟楚王刘交，侄儿吴王刘濞。
　　22.见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。
　　23.西汉十一帝，有庙号者五人：高帝刘邦，庙号高祖；文帝刘恒，庙号太宗；武帝刘彻，庙号世宗；宣帝刘询，庙号中宗；元帝刘，庙号高宗。
　　24.见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、《汉书·文帝纪》。
　　25.见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。
　　26.见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
　　27.本节所据，如无另注，均分见《史记》之《袁盎晁错列传》和《吴王濞列传》。
　　28.见《汉书·爰盎晁错传》。
　　29.见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。
　　30.见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。
　　（第二章）
　　1.见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。
　　2.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
　　3.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。
　　4.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
　　5.请参看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6.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　　7.关于董仲舒，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。
　　8.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　　9.见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下同。
　　10.见《汉书·高帝纪》。
　　11.见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、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儿宽传》。
　　12.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十九。
　　13.请参看顾颉刚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。
　　14.见《韩非子·说疑》。
　　15.李广事见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。
　　16.见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。
　　17.见《史记·张释之冯唐列传》。
　　18.见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。
　　19.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　　20.张汤及其他酷吏故事无另注者均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　　21.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22.见《汉书·刑法志》。
　　23.请参看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等。
　　24.见《汉书·刑法志》。
　　25.汲黯事迹无另注者均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
　　26.见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。
　　（第三章）
　　1.本节所据史实请参看翟连仲主编《世界通史·古代卷》。
　　2.美索不达米亚原指两河流域北部，后来泛指整个冲积平原。
　　3.主父偃故事见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。
　　4.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　　5.见《文献通考》卷二六七。
　　6.本节所述亦请参看田昌武、安作璋主编《秦汉史》。
　　7.见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。
　　8.见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。
　　9.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《浩荡两千年》。
　　10.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　　11.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，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，产品并不出售，所以不算企业。
　　12.见苏轼《司马迁二大罪》。
　　13.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14.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　　15.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16.见《盐铁论·复古》。
　　17.郭解故事见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。
　　18.见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。
　　19.请参看《后汉书·酷吏列传·序》。
　　20.见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。
　　21.本节所述西汉官制，请参看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、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、钱穆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、杨鸿年和欧阳鑫《中国政史》、韦庆远和柏桦《中国官制史》、陈茂同《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》、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。
　　22.按照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的说法，九卿即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、中尉。他们的官俸，都是“中二千石”（月谷一百八十斛）。
　　23.请参看《周礼·考工记》、《晋书·李胤传》。
　　24.见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列传》。
　　25.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　　（第四章）
　　1.本节所述张汤及其他酷吏事，如无另注，均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　　2.见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。
　　3.本章所述秦汉官制及官僚政治，亦请参看阎步克《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──秦汉》。
　　4.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。
　　5.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　　6.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　　7.见《论语·子张》。
　　8.王充《论衡·程材》。
　　9.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·绪论》。
　　10.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。
　　11.见《韩非子·扬权》。
　　12.请参看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、钱穆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。
　　13.见《汉书·循吏传》。
　　14.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15.见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
　　16.见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。
　　17.本章所述亦请参看钱穆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、杨鸿年和欧阳鑫《中国政制史》、韦庆远和柏桦《中国官制史》、陈茂同《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》、吴宗国主编《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》、孔令纪主编《中国历代官制》（齐鲁书社版）、徐连达编着《中国官制大辞典》。
　　18.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　　19.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、《汉书·食货志》及《文献通考》。
　　20.文学与吏道的说法，见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八》。
　　21.请参看阎步克《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──秦汉》。
　　22.卫宏《汉旧仪》便称：汉帝国取士“皆试以能，信，然后官之”；“不宜者还故官”。
　　23.以上见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
　　（第五章）
　　1.见《汉书》之《昭帝纪》、《霍光金日传》。
　　2.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
　　3.见《汉书·外戚传》。
　　4.以上均见《汉书·霍光金日传》。
　　5.卫青事见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、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。
　　6.霍光和霍去病的父亲，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作“霍仲孺”，《汉书·霍光金日传》作“霍中孺”，但注音读如仲。
　　7.见冒名班固的《汉武故事》。
　　8.见《汉书·外戚传》。
　　9.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分别是元光六年（《史记》称在元光五年，此据《汉书》）、元朔元年和元朔六年。
　　10.见台湾学者傅乐成《中国通史》引方壮猷说。
　　11.见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。
　　12.这十年是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到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共八次出击，数据见杜维运《中国通史》。
　　13.见《汉书·卫青霍去病传》。
　　14.见《汉书·霍光金日传》。
　　15.以上数据见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
　　16.见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。
　　17.见《汉书·昭帝纪》。
　　18.见《汉书·霍光金日传》。
　　19.见《盐铁论·本议》。
　　20.见《盐铁论·刺复》。
　　21.见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》。
　　22.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。
　　23.于右任《汉武帝陵》。
　　24.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。
　　25.见《汉书·霍光金日传》。
　　26.请参看王子今《汉武英雄时代》。
　　27.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。
　　28.请参看《史记》之《孝武本纪》、《封禅书》，李长之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。
　　29.请参看易中天《帝国的终结》。

附录
　　本卷大事年表
　　说明：从汉高祖元年到汉武帝元封六年，汉人沿袭大秦历法，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，第二年九月为岁末。因此，此间如果出现同一年的正月在十二月之后，请读者不要感到奇怪。汉武帝太初元年，汉人恢复夏历，仍以正月为岁首，十二月为岁末。
　　汉高祖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十月，刘邦军进咸阳，秦王子婴投降；正月，项羽封刘邦为汉王；四月，刘邦入汉中；八月，刘邦出汉中。
　　汉高祖二年（公元前205年）四月，刘邦与项羽战于彭城，刘邦兵败，太公与吕后被俘，刘盈差一点被刘邦抛弃；六月，刘盈被立为太子。
　　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刘邦称帝，大汉建国。
　　汉高祖七年（公元前200年）十月，长乐宫成，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开始实行。
　　汉高祖八年（公元前199年），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。
　　汉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195年）十月，封刘濞为吴王；十一月，以太牢祭祀孔子；四月，刘邦卒；五月，刘盈继位，是为汉惠帝。
　　汉惠帝元年（公元前194年）十二月，赵王如意被杀，徙淮南王刘友为赵王；正月，开始筑长安城，五年后完工。
　　汉惠帝二年（公元前193年），相国萧何卒，曹参为相。
　　汉惠帝三年（公元前192年），匈奴单于冒顿侮辱吕后。
　　汉惠帝四年（公元前191年）十月，立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；三月，皇帝行冠礼。
　　汉惠帝五年（公元前190年），曹参卒。
　　汉惠帝六年（公元前189年）十月，齐王刘肥卒，子襄立；以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；夏，留侯张良卒，周勃为太尉；六月，樊哙卒。
　　汉惠帝七年（公元前188年），汉惠帝卒，子刘恭继位，是为前少帝。吕后临朝听政。
　　高后元年（公元前187年），诸吕封王。
　　高后四年（公元前184年），吕后杀前少帝刘恭，立其弟刘弘，是为后少帝。
　　高后八年（公元前180年），吕后卒。太尉周勃灭诸吕，立刘恒，是为汉文帝。
　　汉文帝前元年（公元前179年）十二月，废连坐法；正月，立刘启为太子。
　　汉文帝前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十月，陈平卒；五月，废诽谤谣言罪。
　　汉文帝前三年（公元前177年），匈奴入侵；济北王刘兴居反，兵败自杀。
　　汉文帝前十三年（公元前167年）五月，废除刺青、削鼻、断足三种肉刑。
　　汉文帝后七年（公元前157年），汉文帝卒，汉景帝立。
　　汉景帝前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，七国之乱。
　　汉景帝前七年（公元前150年），立刘彻为太子，任命酷吏郅都为司法官。
　　汉景帝中二年（公元前148年），郅都逼死前太子刘荣，窦太后杀郅都。
　　汉景帝中六年（公元前144年）四月，梁王刘武卒；七月，任命酷吏宁成为司法官。
　　汉景帝后元年（公元前143年）八月，周亚夫被诬陷死。
　　汉景帝后三年（公元前141年）十二月，汉景帝卒，汉武帝立。
　　汉武帝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　　汉武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，郎中张骞出使西域，被匈奴俘虏。
　　汉武帝建元五年（公元前136年），置五经博士。
　　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举孝廉、贤良、文学，察举制度开始。
　　汉武帝元光二年（公元前133年），始伐匈奴，匈奴与汉决裂，此后年年入侵。
　　汉武帝元光四年（公元前131年），魏其侯窦婴被杀。
　　汉武帝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，重用酷吏张汤。
　　汉武帝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，大司农郑当时兴水利；匈奴入侵，卫青等反击；张骞自匈奴逃至月氏。
　　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十一月，诏令不举贤良孝廉者有罪；三月，立卫子夫为皇后；张骞至大宛。
　　汉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正月，采纳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之法；卫青伐匈奴，收复河南，置朔方郡、五原郡；迁郡国豪杰三百万人于茂陵；杀郭解；张骞回国途中被匈奴俘虏；主父偃亦被杀。
　　汉武帝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冬，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；酷吏张汤任司法官；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。
　　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十一月，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，破封侯拜相惯例，开拜相封侯之先；春，车骑将军卫青伐匈奴；三月，卫青拜大将军；六月，公孙弘请为五经博士设弟子。
　　汉武帝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淮南王刘安反，自杀。
　　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三月，丞相公孙弘卒，以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，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；骠骑将军霍去病伐匈奴；秋，匈奴浑邪王降，汉得河西地。
　　汉武帝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制白鹿皮币；颁布死罪令，严禁民间铸造金钱；任命东郭咸阳、孔仅、桑弘羊主持经济体制改革；禁民间铸造铁器和煮盐；颁布缗钱令，树卜式为道德楷模；发动漠北之战，李广自杀；卫青、霍去病兵分两路伐匈奴，卫青至颜山，霍去病封狼居胥，从此沙漠以南无匈奴王廷；置大司马职位，以大将军、骠骑将军任之。
　　汉武帝元狩五年（公元前118年），丞相李蔡下狱自杀。
　　汉武帝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，颁布告缗令，其法大抵出自张汤；张汤诬大司农颜异腹诽，从此有腹诽罪；九月，霍去病卒。
　　汉武帝元鼎元年（公元前116年），遣张骞出使乌孙。
　　汉武帝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5年），张汤畏罪自杀；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；置酒泉、武威郡；张骞自乌孙回国。
　　汉武帝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4年），规定平民可以入粟补吏，吏员可以入粟补官；张骞卒。
　　汉武帝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，刘彻出巡。
　　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灭南越，置其地为九郡，含今广东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海南省以及越南；灭西南夷，置其地为五郡；分酒泉、武威地，增设张掖、敦煌。
　　汉武帝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和均输法；汉武帝登泰山封禅。
　　汉武帝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降滇王，置其地为益州郡；酷吏杜周任司法官，一年内系狱十多万人。
　　汉武帝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，朝鲜降，置其地为四郡。
　　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，分天下为十三州部，各州置刺史一人。
　　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以正月为岁首；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，求善马；酷吏王温舒自杀。
　　汉武帝天汉元年（公元前100年），苏武留胡。
　　汉武帝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颁“沉命法”；李广利伐匈奴，李陵投降，司马迁受腐刑。
　　汉武帝太始二年（公元前95年），筑白渠。
　　汉武帝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，太子刘据杀江充，兵败自杀，其母皇后卫子夫亦自杀。
　　汉武帝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，李广利投降匈奴。
　　汉武帝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，刘彻下轮台诏。
　　汉武帝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二月，汉武帝刘彻卒，刘弗陵继位，是为汉昭帝。
　　汉昭帝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二月，盐铁会议。
　　汉昭帝元凤元年（公元前80年），燕王刘旦、盖长公主、上官桀、桑弘羊谋反事泄，燕王、盖长公主自杀，上官桀、桑弘羊灭族。
　　汉昭帝元平元年（公元前74年），汉昭帝刘弗陵卒，侄昌邑王刘贺继位，二十七日后被废，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立，是为汉宣帝。
　　汉宣帝地节二年（公元前68年），霍光卒。
　　汉宣帝地节四年（公元前66年），霍光妻、子等谋反被杀。
　　汉宣帝黄龙元年（公元前49年），汉宣帝刘病已卒，子刘奭继位，是为汉元帝。
　　汉元帝竟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，昭君出塞；汉元帝刘奭卒，子刘骜继位，是为汉成帝。
　　汉成帝永始元年（公元前16年），刘骜封王莽为侯，赵飞燕为后。
　　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公元前8年），任王莽为大司马；废刺史，改为州牧。
　　汉成帝绥和二年（公元前7年），汉成帝刘骜卒，侄刘欣继位，是为汉哀帝；免王莽大司马职。
　　汉哀帝元寿二年（公元前1年），汉哀帝刘欣卒，堂弟刘萁子继位，是为汉平帝；王太后临朝，王莽任大司马。
　　汉平帝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，汉平帝卒。
　　公元8年，王莽称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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